外套衣袖里的伸缩式匕首。
我尽量减少自己待在房间里的时间，出门去体验一贫如洗的巴黎人仅存的享乐方式：在林荫大道上散步。到那时我才明白，相比都灵，巴黎是何等之大。我陶醉于那番景象，出神地看着各阶层的人从我身边走过。少数人有事在身，他们行色匆匆，大部分人则相互欣赏。高贵的巴黎女子穿着优雅大方，且不说她们本人，光是她们的发式就吸引了我。可惜在那儿的人行道上漫步的还有另一类巴黎女子，换言之，地位低下的那些，她们更加精于发明新奇的装扮，以吸引我们男人的眼球。
虽说她们还不至于像我后来在“女子啤酒屋”里见识到的妓女那样俗不可耐，她们终究也是妓女。这些人只为阔绰的绅士提供服务，这可以从她们勾引自己的猎物时使用的魔鬼技巧上看出来。稍后我的一位线人向我解释，从前在林荫大道上只见得到轻佻的年轻女工，她们有些呆傻，不正经却也并不势利，不会向嫖客索要服装或珠宝，这是因为嫖客比她们还要穷困。后来她们像巴哥犬一样整个物种消失殆尽。之后出现了漂亮轻佻的年轻女人，或称为“母鹿”或“母鸡”。她们不再像轻佻的年轻女工那么注重品位和教养，而是对羊绒制品和俗艳的配饰充满了渴望。我初到巴黎那会儿，轻佻的年轻女人已被交际花所取代：伴随她们的是家财万贯的情夫、钻石和四轮马车。如今难得再见到交际花在林荫大道上散步了。这些“茶花女”所选取的道德准则要求她们抛弃良心、冷酷无情、忘恩负义，并且必须学会榨干那些仅仅为了把她们带去巴黎歌剧院的包厢里炫耀而包养她们的阳痿者。真是令人恶心的性交易。
在此期间，我和克莱芒·法布尔·德·拉格朗日取得了联系。都灵的那帮家伙给了我一间办事处的地址，教我去一栋外表很不起眼的小楼，然而我干这一行所养成的谨慎性格阻止我说出它所在的街道的名称，就算是只写给自己看也万万不可。我相信拉格朗日供职于公共安全局总指挥部下属的一个政治分局，但我从不清楚他在那个金字塔一般的体系中究竟处在顶点还是底层。看样子，他绝不能向任何人透露，而我就算遭到严刑逼供，也不得泄露有关那个政治情报机构的一言半语。事实上，我都不知道拉格朗日的办事处在不在那栋楼里：我通过这个地址给他去信，告诉他我有一封比安科骑士的介绍信，两天后我收到了一张便条，约我去巴黎圣母院前的广场会面，凭他戴在纽扣孔上的一朵红色的麝香石竹相认。打那以后，我们总是在最意想不到的场所会面，夜总会、教堂、花园，从不会在同一个地方碰面两次。
在那段时间里，拉格朗日恰好需要一份文件，我就为他制作了一份，足能以假乱真，立即得到了他的赞赏，并从此作为“线人”——在这儿的俗称——为他效劳，每月领取三百法郎的报酬外加一百三十法郎的经费（在特殊情况下或针对我制作的某些文件，他还会另付赏金）。法兰西帝国在告密者身上投入了庞大的开销，肯定多过撒丁王国，我听说警察署每年七百万法郎的预算中，用于收集政治情报的开销就占了两百万法郎。不过另有传言信誓旦旦地说，警察署的预算是一千四百万法郎，但必须被用来支付皇帝出行时组织的欢庆仪式，以及为监视马志尼党人、煽动分子和真正的间谍而奔波的卫队的费用。
我每年从拉格朗日那里至少挣得五千法郎，不过我通过他又被介绍给了另一位私人客户，因此我得以在极短的时间里创办了现在这家事务所（就是打着旧货行幌子的这家）。我估算了一下，伪造一份遗嘱可以开价一千法郎，祝圣过的圣体饼因为难以批量获得，所以能以一百法郎的价格脱手。只要每月卖出四份遗嘱和十块圣体饼，事务所的业务就能为我再挣五千法郎。而坐拥一万法郎的年收入，我就成了巴黎人所称的富裕的资产阶级。当然，这些都不是稳定的收入，我的梦想是以利息而非收入的形式每年到手一万法郎。国家证券（最安全的证券）的利率是百分之三，为此我需要攒出一笔三十万法郎的本金。这个数目在当时对一位交际花来说唾手可得，但对一位还不知名的公证人而言却遥不可及。
在等待撞大运的日子里，我从巴黎式享乐的见证者摇身一变成为了参与者。我对戏剧从来提不起兴趣，对朗诵亚历山大体诗歌的糟糕的悲剧产生不了共鸣，一进博物馆的展厅就昏昏欲睡。好在巴黎使我享受到了另一种更美好的东西：美食。
我最希望去得起的那家餐馆——尽管贵得离谱——在都灵时我就听人对它大为推崇。那就是位于巴黎皇家宫殿柱廊下的大维富餐厅，好像连维克多·雨果也是那里的常客，时常奔着它的白芸豆配羊胸肉而去。另一家很快勾起我胃口的是位于格拉蒙街和意大利人林荫大道交叉口的英国咖啡馆。这家餐馆从前只有马车夫和家仆才会光顾，如今却招揽着全巴黎的食客。在那里，我见识到了安娜土豆、波尔多螯虾、禽肉酱、樱桃肥云雀、蓬巴杜夫人式小圆馅饼、狍臀肉、什蔬洋蓟汤、香槟雪糕。光是回想这些菜名就能让我感受到生在这个世上的意义。
除了餐馆，吸引我的还有廊街。我很喜欢茹弗鲁瓦廊街，或许是因为巴黎最顶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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