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因为要是她们仍然受宠的话，就会在那些女子啤酒屋里谋生了，所以在这里她们只能接待收破烂的小贩、地痞和讨厌的二手烟草贩子，但是当她们看见一位先生穿着得体、头上的礼帽刷得簇新时，就会大胆地贴上去，或者直接抓住你的一只胳膊，凑到你身边，以至于你都能闻到她们身上令人作呕的廉价香水味和其中掺杂的汗味。这种经历一定会让人特别反感（我可不想半夜梦见那些妓女），因此每当我看见有妓女向我靠近时，都会抡圆手杖，仿佛在自己周围辟出一个外人难以靠近的保护区，她们见状会立刻明白我的用意，因为她们已习惯于受人摆布，不敢无视这样一根手杖。
此外，还有警察署的密探混迹在那群人中间，他们是到这里招募告密者或眼线的，要么就是针对正在策划的流氓犯罪行为，以最快的速度收集最有价值的情报——总会有人把这种事偷偷摸摸地告诉另一个人，只是他们的嗓门太大，因为他们以为自己的声音会淹没在周围的一片嘈杂之中。但这些人一眼就能被识破，因为他们的相貌都凶神恶煞一般。没有一个真正的坏蛋看上去像个坏蛋，但他们是例外。
如今，连有轨电车都从这个广场穿过，这里已不再给人以家的感觉了，然而那些能让你一眼就认出的家伙依然在那里，依然可以识别，他们或倚靠在某个角落里，或在大阿尔伯特咖啡馆门口，或在附近的一条小巷里。但不管怎么说，自打从每个角落都能远远望见像卷笔刀一样矗立的埃菲尔铁塔那一刻起，巴黎就不再是从前的样子了。
算了吧，我又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巴黎仍然有一些地方总能让我弄到我需要的东西。昨天早上我需要牛肉和奶酪，莫贝尔广场就满足了我的需要。
买完奶酪，我从常去的那家肉铺门前走过，看见那里居然开着门。
“怎么星期二还开门？”我边问边走了进去。
“可今天是星期三啊，上尉。”那个人笑着回答我。我连忙道歉说自己搞错了，又说年纪大了，总爱忘事，那人却说我还是和小伙子一样，还说如果起得太早，谁都会犯晕。我选好了肉，付了钱，丝毫没有讨价还价——这是赢得商家尊重的唯一办法。
我回到家，心里寻思着今天究竟是星期几。我想摘掉假胡子，就像平常自己在家时那样，于是我走进了卧室。直到这个时候，我才发觉好像有什么东西不对劲：在斗柜旁边的一个衣帽架上挂着一件衣服，毫无疑问是一件神父的教袍。我走过去，看见斗柜的搁板上还放着一顶栗色的假发，颜色很浅，几近金黄色。
当我意识到自己也化了装时，便不断反问自己，前几天究竟是把哪个流浪艺人留宿在家里了，因为我戴的那些假胡子根本不是我的。难道这意味着我曾经乔装成阔绰的绅士，还曾经假扮过教士吗？可究竟为什么我把对自己这种第二身份的记忆删除得一干二净呢？要么就是出于某种原因（或许是为了逃避一道拘捕令），我才给自己贴上了胡子，而与此同时我又在家里留宿了一个乔装成修道院院长的人？但如果这个假修道院院长（因为真院长是不会戴假发的）和我住在一起，他又睡在了什么地方呢？我家里可只有一张床啊！要么他没住在我家，而是出于某种目的，在此前一天又从我这里逃走啦？然后他脱去伪装，跑到只有上帝才知道的地方，做只有上帝才知道的事……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仿佛看见了我本该记得但又没有记住的东西，我的意思是，仿佛这些都是别人的记忆。我相信，“别人的记忆”是一种很恰当的表达方式。在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变成了一个置身事外的旁观者。有人在一旁注视着西莫尼尼，而西莫尼尼本人却突然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了。
别忙，先理一理头绪，我对自己说。对于一个打着卖旧货的名号伪造文件、选择住在巴黎最不适于居住的街区的人来说，收留个把参与阴谋诡计的人是不足为怪的。然而奇怪的是，我居然想不起自己收留的是什么人，这一点听起来就不合常理了。
我觉得需要防患于未然，我自己的家一下子变成了一个与我不相干的地方，也许其中还隐藏着别的秘密。我开始仔细检查这座房子，就好像这是别人的住处一样。从厨房出来，右边是卧室，左边是客厅，里边摆放的是日常的家具。我一个个地拉开书桌抽屉，抽屉里放着我干活的工具，有各种钢笔、装着各色墨水的墨水瓶，还有各个时代、各种规格的白纸（或发黄的纸）。在书架上，除了书籍，还有一些我存放文件的盒子和一个旧桃木做的圣龛。就在我努力回忆这座房子的用途时，忽然听到楼下有人拉门铃。我走下楼，想要赶走这个不识趣的讨厌鬼，却看见了一位似曾相识的老妇人。她隔着玻璃对我说：“是提梭让我来的。”我必须让她进来，天晓得我为什么选了这么一个暗号。
老妇人进了门，解开紧贴在胸前的一个包袱，取出二十几块圣体饼给我看。
“修道院的达拉·皮科拉院长告诉我，您对这个感兴趣。”
我很吃惊自己竟然回答“当然”，然后问她多少钱。老妇人回答说十法郎一个。
“您疯了吗？”我对她说，完全是出于商人的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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