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一八九七年四月十三日日记
西莫尼尼绞尽脑汁地想要弄明白究竟是谁进入了他家和达拉·皮科拉家。他开始回忆起，早在一八八〇年代初，他就经常光顾朱丽叶特·亚当的沙龙（他在博纳街的书店里遇见她的时候，她的身份还是拉梅西纳夫人），在沙龙里，他结识了朱莉亚娜·迪米特里耶夫纳·格林卡(1)，通过她，他又与拉奇科夫斯基(2)拉上关系。假如有人偷偷溜进他家（或达拉·皮科拉家），那么这件事一定与那二人中的一个有关。现在他开始意识到，那二人是与他追寻同一批财宝的对手。但从那时到现在已过去了十五六年，其间发生了很多变故。俄国人是从什么时候盯上他的呢？
难道那些人不会是共济会会员？他应该做过得罪那些人的事，也许他们到他家来是为了寻找对他们不利的文件。在那些年，他设法接近共济会的圈子，一是为了取悦奥斯曼·贝伊，二是由于贝尔加马斯基神父逼得很紧，因为在罗马，他们正在策划一轮针对共济会（也针对启发了共济会的犹太人）的正面攻击，他们需要新鲜的资料——他们手头的资料少得可怜，以至于在《天主教文明》(3)这份耶稣会的期刊里，还不得不转载西莫尼尼爷爷写给巴吕埃尔院长的信，而这封信早在三年前就在《当代》上刊登过了。
西莫尼尼试图还原事情的真相：当时，他寻思过自己真的加入共济会是否妥当。到时候，他大概要服从命令，不得不参加一些共济会的集会，同时也无法拒绝向同会兄弟提供帮助。所有这一切会大大限制他的自由。此外，也不排除这种情况，某个共济会支部为了吸纳他，要对他当时的生活和过去的经历进行一番调查，他当然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或许更合适的办法是敲诈一个共济会会员，逼迫他成为眼线。此外，一个伪造过许多假遗嘱的公证员，鉴于其颇有造诣，也应该认识两三个共济会的头面人物。
再说，也没有必要明目张胆地敲诈。几年来，西莫尼尼就已决定从“线人”变成国际间谍，他当然会因此而获些利益，但还不足以满足他的野心。干间谍这一行迫使他过上一种近乎地下的生活，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感觉到，自己需要一种富足体面的社交生活。就这样，他确定了自己真正的志向：不做间谍，但让所有人都相信他是间谍，同时为多个东家工作，以至于谁也不知道他在为什么人搜集情报，也没人知道他手上到底掌握多少情报。
被当成间谍是极其有利可图的，因为大家都设法从他那里弄到在他们看来极有价值的秘密，他们都不惜重金，想从他那里挖一些机密。由于这些人都不想暴露身份，所以都会打着办理公证的幌子，当他把高额账单放在他们面前时，他们会马上付钱，连眼皮都不眨一下。注意了，这些人为一纸微不足道的公证书花费重金，却得不到任何信息。他们想当然地以为花钱买到了秘密，于是不慌不忙地等着消息到来。
叙述者认为，西莫尼尼已经提前跨入了新时代：其实，随着自由媒体的普及与传播系统的革新，从电报到无线电已近在咫尺，能保留住的机密会越发稀少，这将会导致密探行业陷入危机。最好是手上不掌握任何秘密，却让人相信你有。这就像靠利息或专利转让费生活：你优哉游哉地生活着，让别人炫耀从你这里获得了惊天的秘密，然后你声名鹊起，赚钱不费吹灰之力。
该接触哪个家伙呢？他没有被直接敲诈的经历，但害怕遭到敲诈。第一个闯入他脑海的名字就是塔克希尔。他还记得，自己是在为塔克希尔伪造信件时（是谁的信？又是写给谁的？）认识他的，此人用傲慢的口吻向他讲了自己参加法兰西荣誉之友圣殿团的事。难道塔克希尔就是他要找的那个人吗？他不想做出错误的判断，于是去向埃布特尔纳打听。埃布特尔纳是新的参谋，与拉格朗日不同，他从未改变过碰头地点：永远是巴黎圣母院大教堂中殿最里面。
西莫尼尼问他，情报部门对塔克希尔有什么了解。埃布特尔纳听罢笑了起来：“平时都是我们向您打听消息，而不是您问我们。但这一次我就帮您这个忙吧。这个名字我略有耳闻，但不是情报圈的事，而是和宪兵有关。过几天我会告诉您。”
这个星期结束前，消息果然来了，的确很有意思。报告上说，马利·约瑟夫·加布里埃尔·安东·约冈－帕杰斯(4)，人称里奥·塔克希尔，一八五四年生于马赛，后来上了耶稣会的学校，就像水到渠成一般，他在十八岁的时候开始与反对教会的报纸合作。在马赛的时候，他经常和那些伤风败俗的女人来往，其中有个妓女因杀死老鸨被判了十二年的苦役，另一个女人因试图谋杀自己的情人而被捕入狱。也许警察对他过于严苛了，把一些偶然碰巧的案子也算在了他的头上，但很奇怪，因为有消息说塔克希尔也为司法部门做事，提供一些关于共和派的情报，因为他与那些人素有来往。也许就连警察也看不起这种人，因为有一次他遭到指控，竟然是因为给一种名为土耳其宫糖实为催情药的东西做广告。一八七三年，同样是在马赛，他以渔民的名义多次给几家当地报纸写信，说泊船的码头附近受到鲨鱼的威胁，引起了极大恐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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