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当我把手上的布拉格公墓会议纪要的材料悉数交给戈洛文斯基以后，有一种被掏空的感觉。就像年轻时拿到法律系毕业证书后那样，我问自己：“现在该干什么呢？”自我从人格分裂的状态痊愈后，我连个倾诉的对象都没有了。
我为自己一生的事业画上了句号，早年我在都灵躲在阁楼里读大仲马的《约瑟夫·巴尔萨莫》时就已开始的事业。我想起了祖父，想起他在提起末底改时那茫然空寂的眼神。多亏了我的创作，全世界的末底改都将奔赴恐怖的火刑柱。那么我呢？我有一种完成使命后的忧伤，比人们在远行的轮船上感到的那种忧伤来得更不着边际，更莫可名状。
我继续伪造遗嘱，每周还能卖出几十个圣体饼，但埃布特尔纳再没找过我，或许他觉得我太老了，至于军方的那些家伙就别提了，我的名字应该已被还记得我的那些人从头脑中彻底删除了——即便还有人记得，也无非是瘫痪在医院里的桑德尔和在伦敦高级妓院里玩纸牌的埃斯特拉齐了。
我并不需要钱，我攒的钱已经够多了，但我感到烦闷。我忍受着胃病的煎熬，甚至不能以珍馐美味来慰藉自己。我自己在家煮汤，因为只要去餐馆吃饭，我就会彻夜难眠。有时我还会呕吐。小便也比以前频繁了。
我还是经常去《自由言论报》编辑部，然而德吕蒙反犹太的狂热已不再能让我激动。布拉格公墓里发生的那些事现在已经成了俄国人的工作。
德雷福斯事件依然余波未平，今天，一个支持德雷福斯的天主教徒突然在报纸上写文章发难，而这份报纸以前一直是坚决反对德雷福斯的，就像《十字报》一样（那时候，《十字报》在蒂安娜的协助下奋勇论战：多么美好的时光啊）。昨天，报纸头版都被协和广场上的反犹太暴力事件占满了。在一份幽默小报上，卡兰·达士(1)发表了两帧连续漫画：第一帧上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围坐在餐桌前，一家之主警告大家不要谈论有关德雷福斯的事，第二帧下方写着“谈论之后”，画面上则是愤怒的群殴场景。
德雷福斯事件让法国人彼此对立，也让世界其他地方能读到相关报道的人们泾渭分明。此案会被重审吗？而此时德雷福斯本人还远在卡宴。活该他倒霉。
我去找过贝尔加马斯基神父，我发现他老态龙钟，非常疲惫。可不是嘛，我都六十八岁了，他应该已经有八十五岁了。
……我去找过贝尔加马斯基神父，我发现他老态龙钟，非常疲惫……
“我正想去看你，西莫尼尼，”他对我说，“我要回意大利，找个教堂度过余生。我已为天主的荣耀殚精竭虑。难道你还想活在这到处都是尔虞我诈的地方吗？我已经恨透了尔虞我诈。还是你爷爷那个时代好，一切都明明白白，烧炭党在那边，我们在这边，大家都知道敌人是谁，在什么地方。现在早就时过境迁了。”
他已经老糊涂了。我友善地拥抱了他，然后离开了。
昨天晚上，我从穷人圣朱利安教堂前经过。教堂的大门前坐着一个人，一个双腿瘫痪的瞎子，秃头上满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他用一个鼻孔吹一支小笛子，勉强吹出一些旋律，而另一个鼻孔则发出沉闷的嘶嘶声，因此只能张大嘴巴呼吸，就像一个快要淹死的人。
不知为什么，我当时非常害怕，仿佛活着已经成了一件龌龊的事。
我无法安睡，常做噩梦，梦见蓬头垢面、脸色惨白的蒂安娜出现在我面前。
我经常清晨就出门，去观察那些捡烟屁股的人。他们的行为令我着迷。天一亮，你就会看见他们四下转悠，每人腰间用绳子拴着一个发臭的布袋，手里拿一根尖端包铁的棍子，用它可以扎起烟蒂，即便是桌子底下的也不费力。观察他们很有意思，比如在室外的咖啡座，服务员用脚踢他们，甚至有时候用苏打水的吸管往他们身上洒水。
他们中很多人都在塞纳河边过夜，清晨可以看见他们坐在码头上，把被口水浸湿的烟丝从烟灰中分离出来，或是在河水里清洗被烟油污染的衬衫，等到在太阳下晾干后继续他们的工作。那些胆子最大的不仅捡卷烟的烟屁股，还去捡拾雪茄和香烟，这时他们将浸湿的烟纸与烟丝分离的举动更加让人恶心。
随后，你会看见他们涌入莫贝尔广场及周边地带，兜售他们那些破烂货，刚赚上几个钱，就一头钻进一家小酒馆，去喝那穿肠的毒药。
我观察别人的生活，以此来消磨时间。我真是过上了退休的生活，或者说是退伍啦。
说来也怪，我好像在怀念那些犹太人。我很想他们。从年轻时代起，我就一碑一碣地构筑我的布拉格公墓，而如今它就像被戈洛文斯基盗走了一样。天晓得他们在莫斯科会把它变成什么样子。或许我的那些会议纪要会被他们改编成一份干巴巴的官方文件，失去了里面的怀旧氛围。没有人愿意读这样的资料，我耗尽一生就做出了一份无用的证明材料。抑或，这样一来我那些拉比（他们永远是属于我个人的犹太拉比）的思想就能伴随着这最终的解决方案传播到世界各地。
我曾在什么书上读到过，在弗兰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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