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八年十一月十日
我从塔克希尔、蒂安娜，以及最关键的达拉·皮科拉的牵绊中解脱出来已经有一年半之久了。就算那时我生了病，现在也已经痊愈了。这要归功于自我催眠术，或者说弗洛伊德医生。然而近几个月来我却生活在各种焦虑之中。假如我是信徒的话，我会说我感到内疚并备受折磨。但又是因何内疚，被谁折磨呢？
就在我欣然戏弄了塔克希尔的那天晚上，我怡然自得地庆祝了一番。唯一遗憾的是，我的胜利无法与别人分享，不过我也习惯了自娱自乐。就像从马尼餐厅分流出的那些大人物一样，我去了布雷邦小牛咖啡馆。我因塔克希尔惨败而挣到的钱可以供我为所欲为。餐厅领班认出了我，但更重要的是，我也认出了他。他为我介绍了弗朗西沙拉，这道菜是大仲马在作品大获成功之后创造的，噢，应该是他的儿子小仲马才对，天啊，我真是老了。先把土豆煮熟，切成片，趁热加入盐、胡椒、橄榄油和奥尔良醋调味，外加半杯白葡萄酒，可以的话最好是滴金酒庄的酒，然后撒上各种香草末。与此同时，把顶级贻贝放入葡萄酒奶油汁里烹煮（只拌进三分之一土豆），外加一根芹菜。最后将所有食材一起拌匀，撒上一层用香槟煮熟的松露薄片。这一切要在食用前两小时完成，等凉了再上桌。
然而，我的内心并不平静，我觉得有必要重新开始写日记，以理清我的思绪，就像在继续接受弗洛伊德医生的治疗一样。
但事实是，令人不安的事情接连发生，我一直处在没有安全感的状态下。首先，我惴惴不安地想要知道下水道里躺着的那个俄国人是谁。他，或许有两个人，四月十二日曾经来过这里，就在这个房间。其中一人是否又来过第二次呢？有好几回，我都找不到想要的东西——东西并不值钱，一支笔或一沓纸之类——后来都找到了，只是出现在我敢保证没有放过的地方。有人来过这儿，翻检、挪动我的东西。后来他找到了吗？会是什么呢？
俄国人，也就是拉奇科夫斯基，一个神秘莫测的人物。他来找过我两次，都是来催我交出他认为是我祖父遗留的从未公开的材料。我再三搪塞他，一则是因为我还没有编出一份令人满意的文献，二则是为了吊吊他的胃口。
他最后一次上门的时候对我说，他已经没有耐心再等下去了。他执意想要知道是否只是价码的问题。“我并不贪心，”我告诉他，“祖父真的留给我一些文件，是关于布拉格公墓那晚的会议纪要，但没在我手边，我得离开巴黎去某个地方拿。”“那您去吧。”拉奇科夫斯基对我说。随后他相当隐晦地暗示我，德雷福斯事件的进展会给我带来麻烦。关于这件事他都知道什么呢？
事实上，虽然德雷福斯已被解往魔鬼岛，但人们对这一事件的议论并未终止。甚至那些认为德雷福斯冤枉的人，也就是那些所谓的挺德雷福斯派，已经开始为他说话，一些笔迹鉴定学家也自发地讨论起贝蒂荣的专业鉴定水平。
一切始于一八九五年底，当时桑德尔中校已经离任（他好像患上了慢性瘫痪，或是类似的病症），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叫皮卡尔(1)的人。此人一上任就表现出一副好事者的模样，很明显他还在反复思考德雷福斯事件，尽管此案已告结数月之久。就在去年三月，他弄到了德国大使馆字纸篓中的一份电报草稿，是一名德国武官想要发给埃斯特拉齐的。草稿内容没什么危害性，可是为什么这个德国武官要和一名法国官员取得联系呢？皮卡尔加紧了对埃斯特拉齐的监视，找来他的笔迹样本，结果发现这位少校的笔迹与德雷福斯的那份清单非常相似。
我知道此事，是因为有人将它透露给了《自由言论报》，德吕蒙对这个多管闲事的家伙很是恼火，因为他想重新调查一件圆满了结的案子。
“我知道他把这件事报告给了布瓦岱弗尔(2)将军和贡斯(3)将军，但幸好他们未予理睬。我们的将军又不是神经病。”
快到十一月的时候，我在编辑部见到了埃斯特拉齐，他非常紧张，想和我私下聊聊。一个叫亨利的少校陪他来到我家中。
“西莫尼尼，背地里有人说那份清单上的字是我写的。您是按照德雷福斯的信件或笔记上的字体抄写的，难道不是吗？”
“当然啦。范本是桑德尔给我的。”
“我知道，不过为什么那天桑德尔没叫上我呢？为什么他不核查一下德雷福斯的字体样本呢？”
“我是按要求做的。”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您最好帮我解开这个谜题。您万一被什么我没有识破的阴谋诡计所利用，就很可能会有人想除掉您这个危险的证人。您有危险了。”
当初我真不该和这些军人搅和在一起。我忐忑不安。后来埃斯特拉齐讲了他希望我做什么。他给了我一份意大利使馆随员帕尼扎尔迪的亲笔信，还有一份我要伪造的信件内容，也就是帕尼扎尔迪和那位德国武官谈论与德雷福斯的合作事宜。
“亨利少校将会负责找到这份文件，然后转呈贡斯将军。”埃斯特拉齐最后说。
我做完我的工作，埃斯特拉齐给了我一千法郎，后来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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