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何干？”
“我们照顺序来。假如您有什么关于恐怖集团的情报，不要害怕，你大可和我畅所欲言。我知道您曾经向法国情报部门告发过反波拿巴分子，其实我们能告发的只有朋友，或至少是经常来往的熟人。我不是什么君子。我那会儿也和俄国恐怖分子有来往，当然这都是陈年旧事了，但也正是因为这个我才在反恐部门谋得职位，在这里，只有那些曾与颠覆分子为伍的人才能胜任他的工作。为了有效地维护法律的尊严，一定得先违法。在你们法国，那个维多克就是个例子，不先蹚遍罪恶的浑水，怎么能当上警察头子。怎么说呢，要小心提防的恰恰是那些过于干净的警察。那都是些纨绔子弟。现在言归正传。近来我们发现在恐怖分子里加入了一些犹太知识分子。我受沙皇身边某些人的指派，正想办法揭示那些损害俄国人民高尚品格、威胁他们生命安全的人就是犹太人。您以后会听说，我是财政大臣维特(6)眼前的红人，但他素有自由派之名，对于这些事他不会用心听我讲。可是永远没必要伺候现任老板，您知道，而是要做好准备伺候下一任老板。总之，我不想浪费时间。我看了您给格林卡女士的东西，我认为那大部分都是垃圾。这很正常，您拿开旧货铺当幌子，给旧货开的价钱比新货还高。几年前，您在《当代》杂志上抛出了一些从您祖父那里得到的令人不安的资料，别告诉我您只有这些。据传您掌握的信息多得很，各个方面的都有（这里，西莫尼尼享受到了他这项计划带来的回报，他想让自己看上去不仅仅是一个间谍）。所以，我希望从您这里得到可靠的资料。我会区分良莠。我会给钱。不过要是货色不佳，可别怪我翻脸。清楚了吗？”
“可您具体想要哪方面的资料呀？”
“我要是知道，就不拿钱来找您了。我手下有人很会编纂文件，但前提是我得提供内容。我总不能对善良的俄罗斯人说犹太人正等着弥赛亚降世，这事与农民和地主都没有关系。就算犹太人在等候弥赛亚降世，也得说成与他们口袋里的钱有关系。”
“可为什么非要和犹太人过不去呢？”
“因为在俄国也有犹太人。如果我在土耳其，针对的就是亚美尼亚人了。”
“这么说您希望犹太人被消灭，就像——您也许认识——奥斯曼·贝伊那样。”
“奥斯曼·贝伊是个狂热分子，此外他也是犹太人。最好离他远点。我并不想消灭犹太人，我敢说犹太人是我最好的同盟。我关心的是俄罗斯人民的道德秩序，我（或者说我打算讨好的那些人）不希望人民将不满情绪投到沙皇身上。因此，他们需要一个敌人。没必要像先前专制的君主们那样，非要跑到蒙古人或鞑靼人那里去找敌人，那是没用的。最容易被识别和最可怕的敌人应该就在自己家门口，或者已经登堂入室。这就是为什么非得是犹太人不可。既然是天意所赐，我们就要好好利用，活该，让我们祈祷世上永远有几个犹太人让人害怕或让人憎恨。有敌人才能给人民希望。有人说爱国主义是流氓无赖最后的避难所：丧失道德底线的人总是往身上披一面旗帜，杂种总会宣称自己种族纯正。民族身份是穷人最后的资源。这种身份认同是建立在仇恨之上的，对那些非我族类的仇恨。需要将这种仇恨培育成全民的热情。敌人是人民的朋友。我们总是需要一个仇恨的对象，当作我们不幸境遇的理由。恨是真正的原始情感，爱则是一种反常的状态。因此基督才会惨遭杀害：他的言论违背人性。我们对一个人的爱持续不了一辈子，这种不可能的期盼滋生了通奸、弑母、背叛……相反，我们对一个人的恨却可以持续一辈子。只要他一直在那里，不断地激发我们的恨意。仇恨让我们的心保持热度。”
德吕蒙
这番对话让西莫尼尼惴惴不安。拉奇科夫斯基不像是在开玩笑，如果不给他一些一手资料，他大概真的会“翻脸”。目前，西莫尼尼手上的资料还未枯竭，他甚至还为自己的多重方案搜集了很多资料，但他也感觉还需要更多的东西，不仅是像格林卡这样的人喜欢的敌基督，而且还需要一些与现实咬合得更为紧密的东西。总之，他不想廉价出售他修订过的布拉格公墓的资料，而是想抬高价格。所以他要等待时机。
他把这件事对贝尔加马斯基神父讲了，其实神父也在追着他索要反共济会的材料。
“看看这本书，”这位耶稣会神父对他说，“这是爱德华·德吕蒙的《犹太法兰西》。好几百页。显然，这就是一个知道的比你多的人。”
西莫尼尼打开书翻了几页：“这和老古热诺十五六年前写的一模一样啊！”
“那又怎样？这本书畅销得很，明摆着它的读者不知道谁是古热诺。你以为你的俄国客户读过德吕蒙的书吗？你不是循环利用的大师吗？去挖挖那个圈子里人都在说什么或者做什么。”
与德吕蒙搭上线很容易。在亚当家的沙龙，西莫尼尼受到了阿尔丰斯·都德的青睐；都德邀请他，趁亚当家沙龙的空当到他在香普罗赛的家中，加入他们的晚间聚会，转由朱丽亚·都德(7)款待。经常光顾的名流有龚古尔兄弟、皮埃尔·洛蒂、左拉、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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