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我就不清楚了，但在一八九六年年底，皮卡尔突然被调到突尼斯第四步枪军团。
然而，就在我忙着摆平塔克希尔的时候，皮卡尔似乎动用了一些朋友，事态变得更加复杂了。当然，这都是些非官方的消息，通过某种渠道泄露给了报纸，声援德雷福斯的媒体（为数不多）将其当成确切消息登载，反对德雷福斯的媒体则斥之为造谣惑众。后来有几封发给皮卡尔的电报浮出水面，人们由此推断，德国人发给埃斯特拉齐的那封臭名昭著的电报就是皮卡尔一手炮制的。然而就我所知，那是埃斯特拉齐和亨利的一个计策。其实大可不必给对手罗织罪名，就像一场精彩的网球比赛那样，只要把向你飞来的球回击给对手就行了。神圣的主啊，让军方介入间谍活动（和反间谍活动）真是过于严肃了，像拉格朗日和埃布特尔纳这样的专业人士绝不会闹出这样的乱子，但是这些军方人士，今天还是情报部门的红人，明天就跑到了突尼斯第四步枪军团，或者从教皇的朱阿夫军团跑到外籍军团，如果都是些这样的家伙，你还能指望什么呢？
此外，他们这最后一计几乎落空，对埃斯特拉齐的调查也随即展开。如果是为了摆脱所有嫌疑的话，这家伙会不会说出那份清单是我写的呢？
我整整一年都没有睡个安稳觉。每天夜里都能听到家中传出异响，我很想起身下楼到店里看看，但又怕在那里撞见俄国人。
那年一月，经过一场非公开的审讯，埃斯特拉齐洗清了各种指控和嫌疑。皮卡尔被罚去守六十天要塞。但声援德雷福斯的那些人还不肯让步，一个叫左拉的粗俗至极的作家发表了一篇火药味十足的文章（《我控诉！》），一群三流作家和所谓的科学家纷纷投入战斗，呼吁重审此案。普鲁斯特、法朗士、索雷尔(4)、莫奈、列那尔(5)、杜尔凯姆(6)都是什么人呢？在亚当家的沙龙上从来没见过他们。那个普鲁斯特据说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娘娘腔，他写的东西幸好都没有发表过；莫奈则是一个蹩脚的画家，我看过他一两幅画，好像是在用一双糊满眼屎的眼睛看世界。军事法庭上的判决和一个文人或一个画家有什么相干？唉，可怜的法国啊！德吕蒙感慨道。假如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输掉官司的律师克莱蒙梭这样称呼那些人——能专注于自己力所能及的那点事儿……
左拉迎来了一次审判，谢天谢地，他被判一年徒刑。在法国还是有公正可言的，德吕蒙说，五月间他当选了阿尔及尔参议员，所以议会中将会出现一大帮反犹太主义者，这将有助于捍卫反德雷福斯的论调。
一切都似乎越发顺利，七月，皮卡尔被判八个月监禁。左拉逃往伦敦，我琢磨着再也不会有人重提此案了，但一个叫基涅的上尉出面作证，帕尼扎尔迪借以指控德雷福斯的那封信是伪造的。我不知道基涅凭什么说那封信是假的，因为我伪造得天衣无缝。不管怎么说，高层采纳了他的意见，鉴于信是由亨利发现并传播出去的，人们便又开始议论关于“亨利造假”的传闻。八月底，走投无路的亨利招供了，他被关进了瓦莱利安山的监狱，第二天就用剃须刀割喉自尽了。我就说过，有些事永远不要交给军方去办。没错吧？你们关押一个有叛国嫌疑的犯人，居然还留剃须刀给他？
……参谋部里还是有太多的犹太人！……
“亨利不是自杀，是被自杀的！”德吕蒙坚决这样认为，他简直怒不可遏，“参谋部里还是有太多的犹太人！我们要发动公众捐款，要求重新审理亨利一案！”
然而四五天以后，埃斯特拉齐逃往比利时，又从那里逃往了英国。这几乎等于承认了罪行。问题是，他怎么没有出于自保而把罪过推到我身上呢？
就在我内心煎熬的时候，一天夜里，我又听见家中传来异响。第二天一早我发现，不只是店里，就连地下室里也是一片狼藉，通往下水道那道小楼梯的门敞开着。
正当我寻思是否也应该像埃斯特拉齐一样逃之夭夭的时候，拉奇科夫斯基按响了我店铺的门铃。这回他没有上楼，而是坐在店里一把准备出售的椅子上，那架势像是在说：“看谁还敢要它。”他开口说道：“如果我告诉安全部，这下面的地窖里有四具尸体，略去其中一个就是我正在四处寻找的手下，您说怎么样？我等得不耐烦了。再给您两天时间，去弄来您说的那些会议纪要，我可不会忘记在这下面看到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笔公平的交易。”
就算拉奇科夫斯基已经知道我下水道里的全部秘密，我也不会感到惊讶。倒不如尽量从他提出的这笔交易里谋得一些别的利益，反正我早晚也要给他一些东西。于是我斗胆回复他说：“您能不能也帮我一个忙，解决一个我和军方情报部门之间的问题……”
听罢他笑了起来：“您是怕有人发现是您伪造了那份清单吧？”
的确，这个人什么都知道。他双手合十，像是在整理思路，然后讲给我听。
“这件事或许您根本没搞清楚，只是怕有人把您牵扯进来。这您只管放心。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法国上上下下都必须相信那份清单是真实的。”
“为什么？”
“因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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