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拉格公墓会议之后将会议纪要翻译了过来。
次日，当戈洛文斯基踏进店里时，我有些吃惊，拉奇科夫斯基居然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一个孱弱而又近视的年轻农民，他穿着丑陋，一副全班倒数第一的呆相。但谈起话来我才发现，他要比看上去精明得多。他法语讲得很烂，有浓重的俄罗斯口音，但他马上就提出疑问，为什么都灵犹太人聚居区的犹太拉比要用法文做记录。我告诉他，那时候在皮埃蒙特有文化的人都讲法语，这总算让他信服了。事后我琢磨我那些公墓里的犹太拉比是否该讲希伯来语或意第绪语，但既然现在这些文件都用的是法语，这个问题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您看，”我对他说，“比如说这一页，他们强调推广无神论的哲学思想，从而削弱非犹太教徒的意志。听听这里写的：‘我们要拔除基督教精神乃至上帝的概念，然后用数字计算和物质需求取而代之。’”
我估摸着不会有人喜欢数学这种东西。我想起了德吕蒙对于色情刊物的抱怨，我认为，至少是对于具有正统观念的人而言，向大众传播这种简单乏味的娱乐简直就是居心叵测。“您听这段，”我对戈洛文斯基说，“‘为了避免人民自己寻求这样或那样的政治运动新路线，我们要用各种娱乐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体育锻炼、休闲娱乐、各种爱好、餐厅酒馆，我们将邀请他们参与各种艺术与体育竞赛……鼓励人们追求无节制的奢华生活，我们还会提高工资，但这并不能减轻工人阶级的负担，因为与此同时我们会以农业减产为由，提高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我们会在工人阶级中间播撒无政府主义的种子，吹捧他们对酒的品位，以逐步破坏工业生产的基础。我们还要努力引导公众舆论，倡导各种貌似进步或自由的虚幻理论。’”
“好，好，”戈洛文斯基说，“可是除了这段关于数学的文字，有没有适合大学生的内容？在俄国，大学生很重要，都是些需要管控的热血青年。”
“这不是嘛：‘等到我们掌权的时候，我们将从教学大纲中删除所有能够扰乱青年思想的内容，我们要把青年改造成听话的孩子，爱戴他们的领袖。与其让他们学习古代典籍和古代历史这些坏榜样多于好榜样的东西，不如让他们研究未来。我们要从人类记忆中删除千百年的历史中对我们不利的东西。通过系统的教育，肃清那些我们在某个时期为达成目标而广泛利用的独立思想的余毒……对于那些不足三百页的书籍我们将加倍征税，这项规定将迫使作家出版大部头的作品，而读者将少之又少。而我们自己将会出版一些便宜的书籍，以教育大众的思想。重税可以减少出版纯消遣性的文学作品，想用笔杆子攻击我们的人因而找不到出版商。’至于报纸，犹太人计划先营造一个虚假的新闻自由，以此来大规模地控制社会舆论。拉比们说，必须垄断尽可能多的期刊，借以表达看似各异的观点，给人留下一种自由交流思想的印象，但实际上所有刊物都是在反映犹太统治者的意愿。犹太人发现收买记者并非难事，因为他们自成一个团体，没有一个出版商敢于揭露他们互相勾结的丑事，事实上，如果不是私生活中有些不清不楚的地方，无论是谁，也不会被记者的圈子所接纳。‘当然，我们必须严禁报纸刊登犯罪新闻，要让人民相信新政权已杜绝了所有的犯罪行为。不过，我们也不必担心对新闻的限制超过一定限度，因为新闻自由与否民众根本不会觉察，他们已被工作和贫穷缚住了手脚。那些乱说话的无产阶级劳动者有必要获得随便说话的权利吗？’”
“说得很好，”戈洛文斯基评论道，“我们那里的热血青年总是抱怨政府有所谓的新闻检查制度。要让他们知道，如果换了犹太政府，情况会更糟。”
“关于这个，我还有更好的：‘我们应该考虑到群众狭隘、善变和不够沉着的特点。群众的力量是盲目的，缺乏理性的判断，他们一会儿听这边的，一会儿又听那边的。让他们管理国家事务而不掺杂个人利益，这有可能吗？他们有能力组织力量抵御外敌吗？绝不可能，因为一项计划在有各种想法和意见分歧的情况下必然会支离破碎，从而失去原有的价值，变得令人费解，难以执行。唯有专制君主才能构想出庞大的计划，然后分派给国家机器的各个职能部门……若没有绝对的专制，文明也就不复存在，因为文明唯有在统治者的庇护下才能得到发展，而这个统治者谁都可以，但不能是群众。’您再看这另一份文件上说的：‘鉴于从未见过哪部宪法是出自人民的意志，那么治国大计也应该是由唯一一个头脑来完成的。’您再看看这个：‘我们将掌控一切，就像千手毗湿奴(8)一样。我们甚至连警察也不需要，因为我们国民中的三分之一会监控另外的三分之二。’”
“太精彩了。”
“还有呢：‘群众是野蛮的，他们在任何场合都举止粗鲁。想想那些丧失理智的醉鬼，他们被酒精变成了白痴，是自由在纵容他们这样无节制地痛饮！我们能够允许自己或我们的同胞做出这样的事吗？信奉基督的民族被酒精引入了歧途，他们的年轻人在我方间谍的教唆下过早地放纵自己……只有纯粹的力量才能赢得政治上的胜利，暴力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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