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碑身，觉得自己仿佛在触摸南诏和唐代的历史，那么具体而真实。
这通“南诏德化碑”，可说大有来头，因为它是一通建国纪念碑，在公元766年，由当时的南诏国王阁逻凤竖立，记录了南诏国建国初期的一系列重大史事。它在唐代南诏关系史中的意义，自然非常深重。而且，由于泰国人的祖先，据说就来自南诏，所以连泰国学者，或研究泰国古代史的人，都对这通唐碑深感兴趣。守碑人告诉我：
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南诏德化碑”
“几个月前，就有一位泰国女教授来参观。当她知道碑还存在，没有在‘文革’中被毁，感动得很，几乎快哭了。”
此碑如今只剩下寥寥几百字，但幸好在清代，王昶等金石学家，早在他们所编的碑文集，如《金石粹编》中，记录了大部分的碑文。一般人做研究，其实也不必实地访碑，只要查阅那些碑文集就可以了。我是因为对石碑有一种莫名的“激情”，所以才专程来的，也因此才有眼福，亲眼见到这通中国最高最大的石碑之一。
大理师专的周佑先生，曾经注释过“南诏德化碑”的碑文，并把它译成白话文，出了本小册子。访碑过后，守碑人问我知不知道这小册子，他说他正好在代售。我说不知道，便跟他买了几本，准备送给我那些研究唐史的同行好友，也算是此行一个难得的纪念品。这个译注本，由大理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出版，但似乎全由自己负责发行，外头书店是买不到的。最后，守碑人还陪我去了南诏太和故城遗址，背着苍山，面向洱海。走了一小段路下山，到大路边去等车，等路过的车子回返大理城。不一会儿，车子来了，我上了车，看着这位守碑人转过身，低着头，在夕阳下慢慢走回太和故城去。
二
我和南诏史迹，除了这通“南诏德化碑”外，竟还有另一段意料之外的因缘。
从大理到丽江，途中得经过一个小县，叫剑川。它原本不在我的行程上，然而我却意外地，有缘在这个小镇停留了一天，还见到了中国一个极罕见的石窟——石钟山石窟。它根本就位于偏荒的深山丛林之中，但也是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游完大理后，第二天一早，我乘了一辆长途汽车，原想前往丽江。车上无事，随手翻看一张在大理时买的云南省地图，竟见到一段介绍石钟山石窟的文字。这才第一次知道，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一个石窟，也是第一次见到旅游资料的介绍。看来，这石窟不怎样为世人所知，可能是因为交通不便吧。
最吸引我的是，这一段介绍短文，无意中提到石窟的第二窟为《阁逻凤出行图》。这位阁逻凤，当然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南诏国王。我昨天刚在大理见到的那通“南诏德化碑”，便是他竖立的。没想到，他的雕像竟还遗留在人间。
在普林斯顿，我那位专门研究南诏史的“师兄”，还曾经用英文出版过一本专书，叫《南诏国和唐代的西南边疆》（此书有林超民的中译本，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我对南诏史产生兴趣，一方面固然因为那是唐史和唐代边疆史的一部分；但另一方面，也可说是因为和这位师兄有这点因缘。可是当年在研究所读他写的那本书，却好像从来没有见他提过什么石钟山石窟，或这幅《阁逻凤出行图》。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不禁好奇起来了。
一匹瘦马，背驮着建筑材料上石钟山。
再细读那段文字。原来，那石窟就在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城西南约二十五公里的地方。我赶紧查看地图，发现剑川位于大理西北约七十五公里，就在通往丽江的路上，待会儿车子应当会经过那里的。我不禁心动起来，心想不如干脆就半路在剑川下车，先去寻访这个石窟，再去丽江吧。反正，我一个人旅行，有的是时间。
我问了问车上邻座的一位大理老农夫。他说，确有这么一个石窟。他们乡下人在初一、十五或什么大节日，有时还会集体包车去那里拜神。然而，他说：“你一个人恐怕不好去，没车去。”
“那该怎么去呢？”
“你先在剑川县城下车，再看看城里有没有拖拉机肯载你去吧。”
拖拉机？这倒是个全新的经验。当时，我还没有乘坐过拖拉机，但是拖拉机的功用，已经在张贤亮的小说《绿化树》中见识过了。那位带点“野性”的马缨花，不就经常乘坐拖拉机，去私会她的情人吗？那仿佛是很浪漫的一种交通工具。我不禁也跃跃欲试了。
于是车子一开到剑川县城，我就跳下车去。剑川汽车站后面，正好有一家小旅社，好像是个体户经营的，连名字也没有。这名个体户，也负责经营车站的小餐厅，样子看来还很老实。旅社的房间很小，很简陋，像临时搭建的工地宿舍，全用木板盖成，每个床位每晚只要人民币三元。我心想，剑川是个还没有正式对外开放的小县城。这家旅社不知是否可以招待我？看来还是尽量不暴露我的“外宾”身份为妙。所以，正要办理住宿登记时，我对那名年轻的男子说：“登记免了吧。”没想到，他居然答应了：“好吧，免了，没关系。”就把房门的钥匙交给我，让我自行保管了。可见剑川县和外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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