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座位，可坐六人。车子漆上深红色，我感到不解。一问之下，才知是因为“红色最好”。曹师傅有点自豪地说：“有人结婚，都喜欢请我这辆红车，去载新娘呢！”听他这么一说，不觉感到好笑。原来我今天是乘了一辆新娘车，去“谒昭陵”的。
昭陵博物馆边的李勣墓和神道碑。墓后有三座小山。
李勣神道碑的碑头，刻的是螭首。
车子停在昭陵博物馆门前。“昭陵到了。”曹师傅说。博物馆旁有一通极高大的李勣碑，碑后是隆起的李勣墓，高约十米。登上这墓冢的最高处，才知昭陵的范围极大，辽阔而静寂，如今全是一片片的农田。农田上，散布着一座座隆起的墓冢。我终于解开了从前的迷惑，明白那些便是昭陵的陪葬墓了。原来陪葬的形式便是如此。只是把这些功臣，都葬在陵墓区内，让他们在一片秀丽的风景环抱下，长陪太宗。
但昭陵呢？昭陵在哪里呢？“在九嵕山，”曹师傅指指北面一座奇突的高山说，“离博物馆这里还有好几公里呢！”
“车子到得了吗？”我试探着问。
“路不好走，不好去。”曹师傅说，不很热心。
于是，先到昭陵博物馆去。这里摆满了从昭陵陪葬墓区运回来的墓碑和墓志：房玄龄、温彦博、尉迟敬德、阿史那忠、孔颖达等人，全都是我从前在《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中见过的人物。如今，站在他们高大的墓碑前，甚至可以用手去触摸冰凉的碑身，我仿佛也在触摸着历史。
唐代经学大师孔颖达的神道碑
陕西历史博物馆各建筑物屋顶上都有这种唐代的鸱尾，草地上的石马来自某座唐陵。
一转身，猛然见到一个似曾相识的物体，摆在展示柜内。西安火车站的屋顶上，左右两边，不就是这东西吗？后来落成的陕西历史博物馆，所有建筑屋顶上，更全部采用了这种装饰，像一只勇猛的老鹰——鸱尾。原以为火车站上的鸱尾，虽根据文献，但仍属现代人想象的作品。万没想到，唐代的鸱尾，居然还有实物在昭陵的一个废墟上出土传世。这鸱尾塑造得强劲有力。那弯弯的鹰喙部分，充满线条张力。比起后代屋顶上常见的龙凤装饰，鸱尾更显得淳朴，也很有中亚的风味，很可能是突厥遗风，唐代“胡化”的结果。
我终究忍不住，央求曹师傅载我去九嵕山，一探昭陵的真面目。
“我也没去过，”他说，“不过我看您好像是搞研究的，我们就去看看吧。”
但昭陵在哪里呢？清代的金石学家毕沅，在乾隆年间出任陕西巡抚时，曾经四处寻访汉、唐帝王的陵墓，并且立碑为记。像汉武帝的茂陵和唐高宗的乾陵前面，都有毕沅在两百多年前所立的石碑标记。游客来到这里，好比放下心头大石：“没错，这就是茂陵。”“啊，这就是乾陵。”然后，他们站在这些石碑前，拍照留念，表示到此一游过了。
但我们来到九嵕山脚下时，完全见不到那通熟悉的毕沅碑，也见不到任何显著的陵墓遗迹或废墟，更没有任何翁仲和石狮等大型雕刻。这里，只有农田和农舍。曹师傅停车问了好几位当地农人，他们都指着九嵕山顶说：“昭陵就在上头。”
曹师傅很够义气，干脆把车子开上九嵕山。路是狭窄的黄泥路，不好走，沿途经过许多梯田和窑洞。看来，山上如今还住了不少人家，不知他们是否是当年唐太宗的守陵人的后代？越往上，梯田越少，几乎没有什么树木，但山坡上长满了苍翠的绿草，远远看去，如地毯般柔软，有牛羊在吃草。
车子走了整整半个多小时，才开到约三分之二的山腰上，无路可去了。站在九嵕山上往下望，风景绝佳。前面的山脚下，便是著名的渭河，缓缓流过这一大片关中平原。这里有山有水，环境清幽，确是第一流的风水，难怪当年唐太宗要选择在这里安葬。
在山腰上，仰望那尖突的主峰，觉得它好孤单寂寞。我决定爬到这主峰上去。我提着一瓶水和相机，请曹师傅在山腰上等我，然后就独自往主峰上爬了。这儿一片寂清，连种田的农人也见不到，更不要说游客了。
我一边沿着一条小路爬山，一边感觉到，在选择陵墓地点上，唐太宗比唐高宗和武则天高明许多。他的墓，建筑在这座海拔1188米的九嵕山上，确是遗世而独立。即使在交通便利的今天，游客也难以到达，索性都不来玩了。大家全都挤到高宗的乾陵去。比起昭陵，乾陵低矮得多了。然而，我想太宗是宁愿死后清静的。要不然，他当年也就不会选择这座如此高的孤峰，来作他的“长生殿”了。
爬了几乎一个小时，才登上主峰。唐太宗便长眠在这主峰深处。据《唐会要》的记载，他的墓室深入山峰南面达“七十五丈”，约230米，可见当年凿山工程之浩大，难怪营建了整整一十三年。如今，这主峰南面，已经毫无任何陵墓遗迹，亦无任何标记，表明这儿是一座唐代皇帝的墓。只有一大片绿茸茸的柔软青草，覆盖着峰顶。也不知何人，在峰南的一小片平地上，种了一小亩的油菜，和一丛丛的秋菊。这里不像帝皇墓园，倒有一种田园的恬静。
唐太宗的昭陵，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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