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的，就是它没有导游，没有所谓的“地陪”。生平旅行，最怕导游给我“讲解”那些名胜古迹的历史，也最怕他们重复那些捏造的“美丽传说”。所以，我宁可独自走遍整个中国大地。现在可好了，这种旅行团没有导游和“地陪”，大可安心自由活动。
买了票，走上车去，票价跟内地老百姓的一样。这时，有几名红发碧眼的老外，也想加进来，享受和中国人一起去旅行的乐趣。可是，司机一看他们的样子，马上说要收“外宾价”，比国内同胞的票价贵一倍。争执了一阵。最后，老外可能觉得受了“歧视”，决定不参加了，赌气走了。司机也懒得理会他们。
车里除了司机和乘客外，就没有其他人，连跟车的都没有，更不必说导游了。车子每到一处，司机就宣布，大家有多少时间去游玩，什么时候该回来等细节。然后，大家就高高兴兴地下车，各走各的路，不必被导游赶着走，像赶鸭子似的。这正是我喜欢的旅行方式。
然而，从东线回来后，我却没有去参加西线游。因为，我也想步唐代诗人们的后尘，去“望昭陵”，和杜甫一样去“谒昭陵”。但由于昭陵远了些，不顺路，所有西线游的主办者，竟都索性不理了，不去了，只去唐高宗和武则天合葬的乾陵。可是，在唐代诗人和后代研究唐史者的心目中，昭陵的地位是绝对高过乾陵的。到了长安，怎可不去“谒”昭陵呢？我决定自己找一辆出租车去“谒”昭陵，回程再顺道去“游”乾陵。
我在解放路一带一面闲逛，一面寻找出租车去昭陵。从唐代开始，长安就是个“胡化”很深的城市。贞观初年，平定突厥后，迁到长安的突厥人，据《唐会要》说，有“近万家”之多。今天在西安，恐怕还有不少人是他们的后裔。甚至，唐代的帝王和好些诗人们，都有胡人的血统。唐太宗的大儿子承干，不就喜欢在宫中说突厥语，穿突厥服吗？至于唐史上有名的“番将”，那更是以突厥人为主干的。于是，这种胡汉交织的唐代文化，又自成它粗犷、豪迈的一面，和南宋以后江南的汉文化，给人的儒雅、文弱的形象，很不相同。如今，走在解放路上，西安“胡化”之深，还是处处可见的。
解放路两旁的小巷里，有不少回民和回民经营的小吃店。阿拉伯文刻在它们的招牌上，或者写在店门口的那块布幔上，随风飘扬。店伙计头缠白巾，或头戴白帽，在烹煮牛羊。而伊斯兰教正是在唐代传入中国的。而且，那还是唐代大将高仙芝（又一位番将），于公元751年，在西域吃了阿拉伯人的一场败仗以后的结果。
走在解放路两旁的那些小巷，闭上眼都可以嗅到一股浓烈的牛、羊味。最能代表西安的美味小吃，便是牛羊肉泡馍。嗅到这种味道，我的“乡愁”竟也要被它勾起来了。因为我从小在马来西亚的新山市长大，中学放学后，常去吃那里印度人卖的羊肉汤，而西安的羊肉泡馍，竟有几分像我中学时代常吃的那种印度羊肉汤。或许，西安羊肉泡馍的做法，原本就是师承自印度回教师傅的。
我终于在解放路一家集体承包经营的小旅行社，找到了一辆出租车。在那里办事的一位妈妈型中年妇人，说她的先生是开出租车的，可以载我去“谒”昭陵，收费一天人民币两百元。我和她约好，第二天一早7点钟，由她的先生曹师傅，来解放饭店门前接我。
杜甫当年“谒昭陵”，不知是怎么去的？骑马，骑驴，还是步行？隔天早上起来，想到我今天也将循他的脚步去昭陵，心里就有一种悠悠的历史感。吃过早饭后，在饭店门前等曹师傅的车，想起杜甫“诗史”的美名，不禁感叹。他确是用诗来咏史，替历史作见证的。一千多年来，任何到昭陵去的“好事者”，恐怕不免都要想起他来了。
五
甚至到20世纪90年代的今天，唐太宗的昭陵依然是很“神秘”的一座帝王陵墓。最神秘的是，这陵墓连它的照片都不容易见到。我真怀疑，世界上有多少人，见过昭陵的照片。在香港，临出发到西安前，我曾经想找一张昭陵的照片来看看，但翻遍了旅游资料，甚至查了昭陵的考古探测报告，竟然连一张都找不着。到了西安，也没有找到昭陵的照片。相反的，乾陵的照片多得是，宛然变成了唐代陵墓的一个代表。
当然，这种神秘感，反而更使我想到昭陵去看看。最初对昭陵发生兴趣，是十多年前，在研究所专攻北朝隋唐史，刚开始研读《新唐书》《旧唐书》和《资治通鉴》这些基本唐代史料的时候。当时，读到太宗朝那些人物的列传时，经常会发现他们死后，都“陪葬昭陵”，而且照史书的描述来看，这是一种无上的荣耀。“陪葬昭陵”这几个字的字面意义，当然不难理解，但“陪葬”的方式是怎样的，却难以想象。
于是，那天早上，乘着曹师傅的小面包车，我终于来到了昭陵。曹师傅年约五十，高高胖胖的，经年在外开出租车，皮肤都晒黑了。他的教育程度看来不错，至少念过高中，谈吐用字，都很有水平。可能因为他自己是个体户，所以他对国内的“大锅饭”制度，颇为不满。他批评有些工厂工人：“制造出来的东西，全是废品！”
他这辆小面包车，后头有两
更多内容加载中...请稍候...
若您看到此段落，代表章节内容加载失败，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模式、畅读模式、小说模式，以及关闭广告屏蔽功能，或复制网址到其他浏览器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