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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卡塞尔演出中国把戏，这背后到底有没有逻辑。我陷入了沉思。

我愈发忧虑重重了；我看到，总是冷心冷面地于此时降临的悲观情绪开始变得如此强烈，使我以为，那著名的审美瞬间（不管我能不能弄清它是什么），我是永远都够不到了。可这正常么，我的忧愁竟在几分钟内滋长了数倍？很不幸，答案是肯定的。黑色时刻总是毫无预兆地袭来，令我顿然觉得，我已没几年好活，我的生命匆匆，几天前我还是个青年，对万物抱持着无所谓的态度，转眼间一切就都变了，现实无可扭转，而我不免心酸；当昏暗之刻夕复一夕地准时闯入，我总会不可收拾地滚下最悲观和危险的想法的坡道。

更糟的是，我记起了一位朋友的话（从他的所作所为来看，也不算那么朋友）；每每见我烦忧，他总会用这句话来烦扰我，说，夜晚的本质就是让我们睡不着。我不曾明白他想表达的意思，但我确觉可怕。我反复掂量起它来。黑夜的实质还包括阻止我们入梦？只有不让我们休息时它才拥有自己的意义？上床还早了点，可我力倦神疲，去往十号站台的步行之罚太过凶残，而紧接着的思虑又如此沉重，将我碾为齑粉。我已经只想着入睡了，可我太怕我做不到。即便这样，顶着一倒了之的热望，我还是铆足劲儿去做了件挺俗气（跟月台上捷克音乐家帕维尔·哈斯献给屠杀的音乐相比）的事。

我集全身之力去最后招惹了一下谷歌，从而找到了张楚丝·马丁内兹的照片；她的脸给我一种生而敏锐的印象，直让人觉得——我一点没搞错——她就是那种将产出点子的功能内化于心的人，如同那位人称“心里装着鱼叉”的《白鲸》中的捕鲸手。

我半梦半醒地盯着她看了不知多久，楚丝，将我请来卡塞尔的人，我至今未能与之谋面，尽管一切状况都似在表明，我本周四就将与她共进晚餐。我越瞧那张面孔它就越像满载着思想，这也让我琢磨起来，琢磨起那些思想，以及它们在现代艺术中的临在与缺失。我记得，在十九世纪中叶，任何一位欧洲艺术家都不会不明白，若想成功，就得设法吸引知识分子（新阶级），这就使“文化的处境”一举成为创作中最热门的主题，而艺术的唯一目的也转为了唤醒或启发观点。漫步在卡塞尔，人不会怀疑，至少十九世纪中期的转型还在影响着这里。其他地方则不。因为在除此以外的世界，知识分子式微，文化已极大程度地庸俗化了。而卡塞尔还依旧保留着些许杜尚派与浪漫主义的气息；对热爱智力猜想、理论论证以及某些思辨之优雅的人来说，这儿就是他们的天堂。

理论总能给我莫大的乐趣，我理应感到高兴。我许久不曾知晓如何呼吸当代艺术，可走在卡塞尔，炫惑我调查艺术现状的动因比比皆是。打从年轻时，我总道伦勃朗无聊，面对这位大画家的作品，我只觉无话可说。但若置于我面前的是杜尚的哪怕某位模仿者的“现成”之作，源源不断的评论也会自我心生，诚想摇身一变当自己是个艺术家。而我记得，马奈给我的感觉也是一样，他受到了马拉美施予的太大影响，而后者最重要的门徒也许就是——我斗胆放言——马塞尔·杜尚。马拉美曾告诉马奈：“不要描绘物体本身，而是要画它产生的效果。”这句话已阐明了现代艺术对平面创作的捐弃，并将理念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位置。

在伦勃朗让我觉得无足道哉的日子——早在那段日子——我就爱上了高深的理论（我什么都不懂，但那大概是另一码事），尤其醉心于以理论（在此堪用粗体）为主题的访谈。而七十年代初阿兰·罗布－格里耶的一次问答唬住了我，那回，他像只张牙舞爪的大猫一样指斥了理论：“就说我老派好了。在我看来，唯一算数的是作品。”

作品！时至今日，这样的天真会惹来大笑的吧。第十三届文献展定会将作品与理论的分离视为迂腐，因为从我得到的信息来看，在这儿，在恍惚暧昧的革新的戳记下，有太多作品被呈现为了理论，反之亦然。这是作品与理论联姻后，几乎是终极形态的胜利王国。因此，如果有谁偶然邂逅了一件可谓经典的艺术品，他终将察觉，那不过是伪装成作品的理论，抑或相反。

从另一方面看，有哪位艺术家够胆在卡塞尔的白墙上挂上一幅画，一幅简简单单的画呢？如果真有哪个英勇的倒霉蛋想到在弗里德里希阿鲁门博物馆的墙面上挂上幅画的话，我已能想象到观众们哄堂大笑的场景。正如没有谁愿意被看作落伍的人，哪儿都不会出现一幅普通的画。

我不再睡意蒙眬地盯着楚丝·马丁内兹的照片，转而读起她关于“艺术是否必须创新”的问答。末了那句句子（艺术给出行为，你应对就行了）吸引了我，也或者它只是个麦高芬。但它说不定就是一句讲予我听的结语，使黑森兰德客房中的我终于明白了她要我在卡塞尔干些什么，仿佛她在访谈尾声道出的那句话实际意味着：“中餐厅的邀请已经摆在那儿，我们要的是艺术，现在就看你如何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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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垮掉的一代”的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