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到下里巴人，他们的所作所为就仿佛现实、千变万化而又错综复杂的现实，竟是可以捕获与描述的；我们在某些作家面前感到困惑，他们相信，越是平庸的、经验论的，就越接近于真相，而事实上，累积细节的过程正是远离真实的过程；我们诅咒那些仅因对孤独和挫折的惧怕就选择规避风险的人；我们鄙视那些不懂得“一位写作者的伟大恰在于他预设的失败者属性”的人；我们热爱那些宣告“艺术仅存于意图之中”的人。
这是对“还有更多”的向往。是它在所难免地将我们引向了对新事物永恒的探寻。而这种意图，这种“热望”——我开始这么称呼它，用的是我十分喜爱的一个词、我从W.B.叶芝的诗歌译本中找到的一个词——从我青年时代的那些盛夏就栖居我心，而今它仍在这里，在我看来，它是我的核心、我处世之道的本质、我的戳记、我的水印：我说的正是我为寻觅新事物，为相信还有新事物的存在，为找到一直就在那儿的新事物所付出的锲而不舍的努力。
而这热望便是人们问我世事时替我说话的那个声音。
“世事？不，只有艺术。”
“为什么呢？”
“因为它让‘活着’的感觉愈发炽烈了。”
所谓“新”呢——我设想着由我控制的奥特尔正在他的中国书桌上写道——是那些奋战在文学最前线的人们所追求的东西；是先锋地位将一种强大的魔力施加在某些作家身上，他们生而乐观，总觉在这样的位置、在探索意想之外的叙述的位置上，或能寻到他们存在之焦虑的或许惟一的出路。
确实，从某种角度讲，任何伟大的小说名作都堪称先锋：它们为文学史贡献了新的元素。譬如狄更斯，他从不以先锋自居，也不愿成为先锋，但他是，因为他改写了文学史，反观一众顶着先锋的自负自夸于文学社群的，他们不曾进行过任何创新。
思路游走到这儿，我的遐想中，有人在那张“成吉思汗”的桌旁指了指我，道：
“看呐，这人有一整个世界，先锋的世界，杜尚寡妇的世界。”
我对此丝毫不觉羞愧。更何况这只是我的想象。至于现实生活么：我还在公车里；雨还在下，不留情面地鞭笞着郊外纷乱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