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越下越大了。
在完全由（仍坐在沿奥维达姆路行驶的巴士前座上的）我捏造出的那个场景里，一位年轻的中国侍者一脸厌烦地将刚踏进“成吉思汗”的我领到那张该死的受邀作者桌前。我当即意识到，这粘脚的地方对写作者没有一点尊重，可当时的我还没太在意他的态度，反而心想，那家伙定是嫉妒我，想占了我的位子，许因在那样的雨天里，我那张松软的红沙发还挺让人垂涎。我这么一想就原谅了那个吃不着葡萄的家伙，继而掏出了我的本子、铅笔和橡皮。在首先念了念我早前记录的文字之后（“在两天内彻底改变你的生活，不在乎之前发生的任何事，说走就走。归根结底，逃跑才是正道。”），我就我如此关心的孤立困境发挥了两句，尽管更准确的说法无疑应是“奥特尔如此关心的”，反正我对这事一点不感兴趣。我有什么所谓？况且说到底，我是个从文德斯的伤感影片中走出来的寂寞的可怜人。伤感？我觉得恰恰相反，我最好修正这一印象，因为公车上的我放肆而欢快，就差没像无线电那样歌唱起来，且我很愿意那么做，也许是由于，车载音响里不停播送着《走出非洲》中让人悲愁的旋律，只想让乘客们沦陷，真可谓别有用心。
和几小时前相比，我掂量着，真是大相径庭；此刻与忧虑的昨晚有着天渊之别。那会儿，极端的孤寂切入了我的心绪，令我不由自主地在绝望的逼迫下做出了反应；作为很自然的防卫，我在无尽的暗夜中酝酿出一种强力的精神抗体，为应对我的崩坏而研制出了一种强效诱剂。
我就在大巴上思考着（妄想着）这档子事。我越在窗边久坐、静观着雨点坠落，我的思绪就越像是飞去了“成吉思汗”。我什么都喜欢，什么都有兴致（除了亲自走进那倒霉的中餐馆），便觉一切都令人好奇、绝顶有趣、值得研究；在我身旁，没有什么不能被赞颂。我断定万物可敬，抑或几乎万物；我宛如沉浸在对生命本身的庆典之中，仿佛在首度尝试的一年之后，我下定决心吞下了科利亚多博士的第三片药，进而发觉，他在这几个月里的发明大有改观，他终于创造出一种兴奋剂，让这世界都显得不那么不完美了。也或者是“不可见的力”撩起了我心中额外的激情，使我看待任何事物都会带上些许热忱。又或者是最近几小时密集接触的新颖的观念和作品催生出了这淡淡的愉悦，在卡塞尔看到遇到的种种已成了我世界的一部分。不管怎样，一连那么多个钟头观赏着如此异于常规的艺术，我感觉不错。唯一的问题便是——也是为了吹毛求疵——我游历了那么多，是否真发现了什么新东西？答案是否定的。可即便结论如此，也不甚要紧，我的所见之物大都将我深深吸引，必是因为，我更乐意将其想成是方圆数百万公里内最新奇的东西，也因为，失却了对“新”的迷恋，或是对至少表现出了这方面的努力的事物的迷恋，我便无法生存；我从来就无法生存，至少从我得知“新”的存在抑或它的可能存在时开始。是卡塞尔好心提醒了我上述这点，因为透过零星的追忆，它让我回到了卡达克斯的日子、我荒凉的青葱岁月，尤其是那天，我在一家饭馆的玻璃上捕捉到一缕金色的反光，那段时期，杜尚与曼·雷的遗孀常在那儿享用午餐：我尚不知她们的丈夫奉献了何等作品，可我先前于餐厅墙上见过二人在文化史上留下的神秘印记的写真，我也想成为像他们一样的异国创作者，我也想拥有这些艺术家时时散发出的——我能嗅到——异于常人的气味；如果这还不算贪的话，待夏季终结，我再也不想回去“落后”的巴塞罗那了，我要做先锋艺术家，也就是说，做一个——就我当时的理解——“和我的城市皱缩的艺术现状彻底决裂的人”。而既然我追求的是这些，我便想到，要变身为“先锋”，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披上马塞尔·杜尚或曼·雷在那饭馆相片中所展露出的气质，就好比，要穿得像我所见过的杜尚：每晚换上件不一样的白色衬衫——先锋的制服之一。
我记得很清楚，公车每在奥维达姆路上拐过一个弯道，那不可见的力便又将我的思绪推远数里。我有时近乎无意识的欢欣已达到此等程度，以至于我假想着，我坐在“成吉思汗”桌后，勒令奥特尔阐述起以下议题：极致的寂寥是如何将我们这些人载往了某种忧闷，它令我们冀望，除了这种忧闷之外，世界还产出了些旁的东西，也许我们尚未得见，必须奋力找寻。
大概这就是“新”？
我记起切斯特顿所说的：有一样东西赐予了万物光辉，那就是在街角能够遇见什么的幻想。
也或者就是那种寄望：尚有某些事物在催促我们寻访崭新，也叫我们相信，在最想不到的转角还可能存有某种与众不同的、前所未见的、别具一格的、异乎寻常的东西；所以我们中的某些人才会对成为先锋怀着毕生的憧憬，这是我们表达信仰的方式：在这世上，也兴许在此之外、在卑下的人世之外，尚有可能存在一些我们闻所未闻的东西。故而有些人才拒绝重复已被重复过的一切。我们痛恨那些一派陈词滥调、还总奢望对方再度听到它们的人；我们憎恶那些认为“作者的任务就是重现、复制和模仿现实”的人——从下里巴人到唯实论者，或从唯实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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