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显而易见，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与卡哨尔公园毗邻的林地后身举办我的讲座。
一到议会大楼，波士顿与阿尔卡就把我带进了大堂中的一间办公室。我在不几分钟内签署了好几份文件，估计是关于讲座相关的费用的，还用法语和根本不认识的人聊了会儿格林兄弟。我飞速溜出去瞄了眼待会儿要讲演的大厅，想知道讲座引来的观众是只有几个呢还是不几个。不几个，如我所料。不过怎么说呢，还是有十位金光闪闪的圣人坐在那儿等我的讲话开始。厅很大，所以看着很空，可最糟糕的大概还数：在这最初的十位出席者中，谁的脸上都瞧不见一点“晓得自己是上哪儿来了”的信号。
“此刻站在诸位面前的是比尼奥夫斯基。”我幻想自己这样做着自我介绍。
面对此番景象，我琢磨着，能有一位来宾听说过我和我的书我也就心满意足了。正想着，我迎面碰上了楚丝·马丁内兹，她告诉我，卡罗琳·克丽丝朵芙－巴卡姬芙也想过来听听，她似乎对我的演讲内容很感兴趣。
“为啥呀？”
“你让她产生了好奇。”
我在楚丝的陪同下回到了大堂里的那间办公室，惊见阿尔卡正跷着腿翻阅着《阿尔卡里亚之旅》。那本塞拉的书是我带来的，万一讲到一半没思路了还可以念上两句。当然，我肯定不用那样做，但我还是需要有件可以摸得着的东西；我必须心里有数，但凡发生什么，还有个实实在在的物件（譬如别人的书）可以拯救我于水火。我着实吃了一惊，被我撞见在那儿翻书的人竟是阿尔卡，更让我错愕的是，连阿尔卡和塞拉都能在偶然中产生交集。我想起那会儿卡罗琳·克丽丝朵芙－巴卡姬芙说的，文献展参展者所拿出的东西“不一定得是艺术”。赶巧记起这个也真叫不错，我不用莫名地有种压力，得做出什么“艺术”的事了。不过阿尔卡手捧塞拉著作的形象可是纯纯的艺术，事实上，从中我都能觉出点我曾经的想象中伟大的“审美瞬间”的苗头了。
就在那间办公室里，波士顿又扔来一份文件，我一样签了，也不知是干吗用的。几分钟后，我在她和阿尔卡的护送下前往会场。人坐得比刚才满当些了。我对这场非典型讲座（我心里是这么觉得的）的受众层次挺没把握，这也令我一时有些惊恐。我试图劝服自己，待会儿的讲话只不过是个必经的程序而已，然而，一见卡罗琳·克丽丝朵芙－巴卡姬芙带着一众随行驾到，我再次证实了那个我一直以来都明白的真理：没有哪场面对公众的讲演是走走程序，要真有谁这么做了——我是有点夸张，但也没有夸张太多——他就有可能在一小时内失去他成名数十年所积攒的声誉。
作为引言，我在我之前创作的那一小段话的基础上稍作发挥，大致是这么讲的（我在此将其忠实重现，因为我仍旧保留着当时写下的那个开头，且尚未忘却我在讲话过程中所做的修改）：
我经法兰克福来到卡塞尔，是为了探寻宇宙的奥秘，接受未知代数诗歌的启蒙。也是为了尝试找到一座倾斜的钟和一家中国餐馆。当然，更是为了——即便我有感觉那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试图在旅程中的某处觅得我的家园。我找到它了。就离这儿不远。事实上，我想告诉诸位，我正在家中；因为我更愿意认为，这个傍晚，我正坐在成吉思汗餐馆如我家园一般的绞刑架下向你们说话。
随后，考虑到我理论上发表演说的位置（众所周知，要置身于这个世界，就得想尽办法表现得像已经在这儿了一样），我援引了华莱士·史蒂文斯的《最高虚构笔记》：
诗从这里萌芽：生活在一个地方
它不属于我们，更不是我们
即便有光荣岁月也依然坚苦。
而之于我，我的演讲从刑场中萌芽，从那座迷人的中式断头台上勃发；它反映着活在一个不属于我的世界的坎坷，它时而是艰苦的，尽管卡塞尔为我留下了一段光荣岁月，它将热忱与创造力传染给了我，又毫不含糊地击碎了那个谎言：当代艺术完了。完了？我只见它闪耀着熠熠的光。还有终于将这种艺术拽向了生命与生活的那些重大变化。我不正是从提诺·赛格尔、瑞安·甘德和珍妮特·卡迪夫那儿学到了，艺术是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东西，它像生活一样经过，反之亦然？
我尝试以某种方式将这些想法传递给众人，但他们表现得如此不安分、各怀鬼胎，我也没法就此做些什么。讲了不到三分钟，就有超过半数的人——他们发现，我说的既非英文，也非德语——溜出去找同声翻译机了，或者干脆就溜了。下面观众动静那么大（我还从没有哪次讲座从一开始就有那么多人进进出出的），我很难集中注意力。说实在的，都过了十分钟了我才刚刚找到“拥有固定听众”的感觉，也就将近三十号人吧，还包括坐在第一排的卡罗琳和楚丝。
就在我将将有些安心的当儿，先是惊，后是怕，我看到那位金发黑衣、惹人忌惮的女青年卡塞尔走了进来。她安坐在了——也就是个说法，我从没见过有谁躺得那么东倒西歪的——最后一排的一张椅子上，像是根本不需要同声传译似的谛听着我的发言。每当我吐出“卡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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