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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词时她就会在座位上抖上一抖，仿佛意识到我提及了她的名字。

我转而聊起了索菲·卡尔，谈到，多亏有那通电话，被我耽搁已久的“跳出文学，向其他艺术领域进发”的志愿才得以启动。大概也幸亏如此，我说，我才来到了这儿，来到了卡塞尔，从1972年我首次听说它的名字开始，它便是我心中的一座神话之城。那会儿，和我同时代的最超卓的大脑们纷纷散播消息：这里会聚着有史以来最大胆的先锋的神髓、敢叫日月换新天的一阵摧枯拉朽的微风。

我道，在花神咖啡馆的那次会面里，索菲·卡尔冷不丁掏出了本马塞尔·施沃布(1)的书，其中有篇讲的是罗马诗人彼特罗纽斯的假想生平，施沃布写道，当这位作家创作完了他的十六部冒险小说，他命人把奴隶西里乌斯叫来读上一读，后者一边念着，一边就大笑大叫、鼓起掌来，最后二人一致决定，要把这些虚构的情节照搬到他们的生活之中。

我在这里插进了一段，其中提到，儒勒·列那尔听说施沃布曾在暮年时与他的中国用人阿霆(2)一起去萨摩亚瞻仰——可最后还是没见着——他所崇拜的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之墓，便写道：“临死之前，施沃布践行了他书中的叙述。”

言归正传，我回到花神咖啡馆的那个下午，索菲·卡尔问我是否有意效仿西里乌斯与彼特罗纽斯，而我当场就答应了她的提案：给她写个故事，好让她之后试着照此去活。

接着，我讲到了多米尼克·冈萨雷斯－弗斯特、我与她之间的友谊，以及我在她的几件装置作品中做出的微小贡献，比如她在泰特美术馆涡旋厅布置的那件展品，它描绘了2054年伦敦的末世图景。

虽说有点磕巴，我还是一步步把我的讲座给进行了下去，待我估摸着时间该过一半了，我像是陡然体验到了一股难以名状的激情，我自问，既然我的精神状态如此高亢，那我不等于是在向全世界宣布，我为当代艺术今时今日的荣耀感奋异常？

说着说着，我觉得自己愈发真实了，似乎我已很清楚地看到，自称比尼奥夫斯基使我重新找到了自我，而我先前的名字、用了那么多年的名字，一直是个又大又重的累赘，事实上，它不过是代表了被我强留太久的青年时代的一个称谓而已。

台下坐着的，或一头雾水，或纹丝不动，但女青年卡塞尔除外，她在最后一排的位子上摇来扭去，仿佛对我无比失望；我不了解个中缘由，但我怕的是，她已经看穿了：我的发言是现想的，太不严谨。但我也不准备更改我的聊天方式了，顺便说，这群人听我讲话的目的好像只是为了看看这儿到底干吗呢。他们大概都以为我嗑药了吧，确实挺像，我这昂扬得都有点接近于超自然了。

我不愿多去纠结那女疯子或其他来宾的想法，便述说起威廉·加迪斯的小说《认》给我留下的无比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他赋予角色的称谓在我心中犁出的那道诡异的印记，特别是那个叫怀亚特的，没过多久他就不叫怀亚特，转而躲在老爹吉尔伯特·沙利文这个称呼之下了，再后来则是雅克，转眼又成了斯提凡，尽管稍待一会儿我们又在斯蒂芬这个名字背后认出了他。

我们可以随时称怀亚特为怀亚特吗？《认》的所有章节中的怀亚特都是同一个吗？

我问道，也因此抬起了头，只见大家瞧我的眼光愈发惊惶了，就像在提醒我是不是该换条路走。

“怀亚特！”末排的卡塞尔嚎了出来。我从没听过比这还没逻辑的叫喊。

即便如此，我还是讲了下去；我聊起了当代作家，并称，可以这么说，他们所有人都叫怀亚特，假定他们继承了文学的圣火，可是极少见到有谁成为了真正的他。如果要去解释这场浩劫的话，我道，就得谈到所有活着的艺术家对道德责任的捐弃，但这样一个论据——错是肯定不会错的——还不足以说明如此严重的灾难与抛弃。尽管现如今，几乎所有当代作家，且不说反对了，都与资本主义亦步亦趋，且他们不会视而不见：只要卖不动书、名气不响、签售会不来个几打子仰慕者，那人就啥都不是；但还有一点也同样确凿，即自由民主主义在容忍一切、吸收一切的同时，也将任何文本都变得无效化了，全不论它原本看上去有多么危险……

我就此打住，因为我觉着，自己已经憋得快喘不过气了；正在讲话的我忽然就进入了一种强制性的冲动，且我一直都感觉不怎么舒服，尤其当我发现，悲观情绪已完全挟制了我的声线：我已决意展开一段哀怨的演说，做文学的这些年里我总是如此；此刻的我只是觉得，以这样悲伤的方式发言，我也太假了。

待我回复到我恒定的活力量值，我略带戏谑地聊了聊“崩溃与恢复”，我说，在卡塞尔的日子里，我不止一次亲身实践了文献展的口号。

接着，我评论起保罗·托马斯·安德森的影片《大师》，这是我该月一日在威尼斯电影节上看的，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它动人地记述了几个经历了世界大战的崩坏、又在其后的恢复进程中迷失了自我的人。

我说，《大师》对正处恢复之中的心境进行了精巧的描述；我一定会记起它的，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