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下床，从匣子里取出长笛，坐回到李白身边，盘腿在床上奏响一首哀伤的曲子。李白也坐起来，他穿平脚短裤并带有勃起痕迹的样子非常不适合在她眼前平躺。周安娜忽然放下笛子，垂头沉思。
“拍子找不准了。”
“多练练。”
“不不，这首很熟的。”她摆手，停顿了很久才用笛子敲敲自己后脑，“这个瘤长大了。”
李白从未学过如此近距离地安慰一个人，那简直像是我自己需要安慰。现在他换了个念头：我可能有点搞不定。他再次趴在床沿，伸手往床底下捞裤子。无论如何，我不能穿着平脚短裤安慰她。他把裤子扔得不远不近，离手指始终只有五公分。在这样一个奇特而荒唐的姿态之下，他听到一阵哭泣，像晚风中一丛孤立的竹子在摇曳。他心跳失律，滚落在地。
我预感到初夜将会是一个落雨的下午，而不是夜晚。夜晚太过成人化，饱含情色意味，而初夜是我在一条干涸的河床上划动小舟，奋力并慌乱，接着，洪水从高处涌下，我的一点点羞惭之心将被快乐淹没。在那个所谓的旧时代，我曾经怀疑自己是否充当了谁的替代物，谁的替死鬼，我被她即将死去的念头卷入漩涡然后迅速甩出去。瞬间的念头来不及被我辨识，奔流而来的确实是爱情。我感到最终是爱情将我和她隔开，而不是其他。当一切结束后，我们抽了同一根烟，她告诉我，避孕套不是她爸爸的，而是她爷爷的。
“我爱你。”李白说。我爱你的奇异的豁达，它跟母性没有任何关系，它意味着我将不会为某种天然的承诺负责。“咱俩谁先死还不一定呢。”李白安慰道。
又一个雨天，周安娜离开了吴里。李白没有送她，骑车在街巷中乱钻，听到什么地方传来台湾校园歌曲：木棉道，我怎能忘了，那是去年夏天的高潮。他跟着唱了起来，作为淫秽小调之一，现在他似乎唱出了一丝乡愁。
这个被判定为良性的瘤，这个需要打开颅腔切除的多余物，死亡率不超过百分之五的脑外科手术，成为植物人的风险，更高概率的脑部感染，术后的性格变化，偏头痛、孤僻、神经质、不再爱上任何人的自闭结局。作为一个向她观望的人，一个对活着也无能为力的小青年，他像是替她经历了所有可能。
34
二年制大专走读生活，在李白的履历表上是最为具体的一栏，此前此后，他都不太能讲清自己经历了什么。这段由课程、技能、军训、培训组合而成的生活，流连于大排档和舞厅的粗俗过渡期，一俟毕业，所有人即踏上家庭事业的正途。比之四年制本科，他们只有一半时间可供享乐或进化。
时间的速度在这里被提升了。“五年太浪费，两年太短暂。如果你再读个硕士可能会八年，那时我已经消失得一干二净。”他给远在医学院的曾小然写信，但她并没有回信。他们之间的联系中断在某个下午，他穿着迷彩服被军训教官罚跑圈，呕了一地，然后收到了一封退信，信封上写着曾小然收，晚上打开一看是致安娜的情诗两首。这么说来，在上海的另一所校园里，周安娜收到的应该是一篇关于旧日时光的三千字散文。
这一错误犹如李白的本质之光——发自内心，挥洒而就，衰得离谱。他迅速感到乏味。乏味不仅是单调，更是僵持，更是未予命名。你生长出新的器官，却不知道那是触手还是翅膀，你退化掉了一根尾巴，却还在水中摇动着空荡荡的臀。乏味啊，李白对着天空嚎叫，终于，一名叫舒茜的女生来到他身边。他将领会另一种爱情，看场电影，跑趟人才市场，讨论某公家单位的发展前途，然后，一种形神俱备的所谓生活从天而降，落在头上。
在城市学院，他结识了一对从初一开始就耳鬓厮磨的情侣，去年双双落榜复读，今年双双落脚至此，男的叫鲍亮，女的叫花苓，他们的恋爱期已经长达七个春秋，人称鲍大哥和花大姐。两人来自吴里市最为遥远的马台镇，得到了学校男女宿舍各一张床铺。
“我和花大姐在初二下学期发生了关系。”在食堂里，鲍大哥向李白介绍。李白差点把嘴里的米饭喷出来，他一直以为自己发生得够早。“马台镇就是我们的伊甸园，我感觉亚当和夏娃并不需要吃什么苹果，一男一女关在一起自然而然就会发生那种事。”鲍大哥继续白话。
“你这么理解《旧约》我感到很欣慰，”李白赞叹道，“至少你没有随便抓一条蛇过来把它办了。”
“蛇？那是魔鬼。”
“你想想蛇为什么不亲自去勾引亚当，说不过去啊，得手以后亚当就是蛇的人了。”
这个问题对鲍大哥来讲过于深奥了，他不应该提伊甸园的。“不要胡扯，我和你花大姐很相爱。没有一条蛇能把我勾引走。”这时花苓坐到鲍亮身边，两人同吃一盆饭，用叉子喂来喂去的。她不难看，小虎牙，水蛇腰，大圆脸，波浪长发带酒涡。李白对女性的观察通常是从轮廓到细节递进，在某个可以遐想的位置上（不代表肉欲）稍稍展开，但花大姐令人失策，像餐馆里同时端上十二道凉菜热菜。不知道是她出了毛病呢还是我自己，李白不敢再看，闷头扒饭。
“我们那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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