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与张幼苹并肩走着台步，然后，摆了个健美的姿势。李白觉得撞了鬼，好吧，这是工人影剧院，上一次他在这里看的是马戏，一位同样穿泳装（不但有胸垫还有亮片）的女郎耍弄三条哈巴狗长达半小时。不要过度质疑表演者的审美，他们只想挣点钱罢了。
“这男人怎么样？”冯溪问。
“当你这么问的时候，我知道，你内心是满意的。”李白站起来，捡回座位上的一本书，拔腿就跑。
按照约定，他穿过剧院后台，到后门的小夹弄里找张幼苹。关于她，李白始终记得如下形象：在影剧院后门，夹弄里弥漫着饭馆厨房喷射出的油烟味，她披了一件黑色的马裤呢大衣走到露天，瘦了不是一点半点，涂着暗红色唇膏的脸，看上去苍白凛然，与其年龄不符。脚上是一双白色的酒店拖鞋，如果穿上高跟鞋她会比李白高出半截，现在持平。她高高兴兴的——高高兴兴是个俗词，以李白的能力找到一个更贴切的用词不难，然而贴切却并不能给她带来额外的光彩。
“我只要长一斤肉，就会被主任臭骂一整天。”她说，“他骂我小婊子。我说你不如骂我婊子养的吧，他还是骂我小婊子。”
她也曾谈起自己的父母，一个常年浸泡在麻将馆里的父亲，一个不断提醒她“你会去做婊子”的继母，一个重组家庭后对她漠不关心的生母，一个与生母厮混在一起曾经朝她动手动脚的野汉。这些人进出于她的生活。践踏，双倍的践踏。李白为之颤抖，心想我要是处于她的境地，可能活不过十六岁。然而在她高兴的时刻（不是片刻，大部分时刻她都高兴），偏偏就像一个被宠溺着长大的姑娘，疯癫癫，心直口快，天性里自带的妙语曼姿。对于痛苦，她的回避几乎是不被觉察的。李白望着她，痛苦不在眉心，痛苦不在嘴角，痛苦只在那双酒店拖鞋一尘不染的白色中。
里面喊了一声收工，张幼苹拍手往回跑。“我去换鞋，你等我，咱们一起走。”
“是你女朋友？”一名保安在远处向李白喊问。
“当然。”
“你小子当心，她们哪个不是老板养着的？”
老板，正是这个词，使贫穷感像灰尘一样扬起，飘满这座不知魏晋的小城市。人们逐年置办缝纫机、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以为它们会构成一种便捷、愉悦、独立的现代生活，最终发现自己真正缺的是钱，就在这时，有钱的老板像神仙一样走来（如果不是魔术师的话）。“我也会做老板。”李白的不屑态度引来更不屑的笑声。不屑就像回旋镖，扔出去总会飞回到自己头上。
张幼苹换了高帮马丁靴，拎着大旅行袋。李白推过自行车，将旅行袋放在书包架上。绕到影剧院正门，他缩至树后，稍停片刻，让冯溪穿过街道走掉——她东张西望，看上去应该是在寻找他。我可不想被冯溪逮住，冯溪象征着乏味易怒、神经质、踩不上点儿，至于真实的冯溪是什么样子李白完全不感兴趣。“你家里可以让我搭住几天吗？两天，不超过三天。”张幼苹拍他肩膀，“我要去广州走秀，然后可能就不回来了。这几天我不想回家。”
“不和家人告别一下？”
“我情愿和家里的蟑螂告别。”她终于露出一丝厌烦，不过又立刻跳到李白面前，“没有说你是蟑螂啦！”
那段时间李忠诚出差的频率相当怪异，出门一两天，回家一两天，不好捉摸。保险起见，李白找公用电话亭往家拨了个电话，没人接，又往厂里打电话，办公室告知去崇明出差，何时回来不知道。李白盘算，让她睡哪间房，算了，哪间房都可以。“去我家。”李白说，“我可以做饭给你吃。”张幼苹高兴，挽住他胳膊。李白忽又想起，她有工作单位，吴里丝织厂的模特队。那个搞也搞不清是正规还是野鸡的地方，二三十个高个子姑娘，在主任的带领下常年游走于外地城市，住招待所，被有钱老板开车载到金碧辉煌的酒店，有时候她们冒充是上海或苏州姑娘——关于这些故事，全都藏在她的白色拖鞋里。
“你所谓不回来，指的是辞职了？”
“我已经把自己赎出来了。”张幼苹说，“永远不再回来。”
38
如果李忠诚此刻回家，我就从门缝里塞二百块钱出去，让他住旅馆，这样我们就扯平了。李白寻思。
上个月一起事故性的遭遇又被重提，他以为李忠诚出差去了，下午逃课，骑车返家，而李忠诚以为他在上课。到家门口李白就觉得不对头，推门之后碰倒一个水桶，接着看见一辆破旧的女式自行车停在院子当中。李忠诚跑了出来——衣衫不整，下胯显著，并掩紧房门。备受鲍大哥花大姐熏陶的李白早已猜出端倪。自从俞莞之离去后，李忠诚的感情生活一片干涸——他该找个女人了。“你出去玩一会儿。”李忠诚递给他一百元。李白开了一个极其可恶的玩笑：“学校要求戴校徽，在你房间，我得进去找，要不然罚我二百。”李忠诚又给了他二百。
当李白想到李忠诚时，后者真的回家了，他背着一个旅行袋，站在院子里与张幼苹面面相觑。李白从厨房出来，将父亲拉到一边。“出去住两天，四十八小时。钱我就不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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