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不再想起它，但我早已知悉它的内容。
“癌症这种病，就像惩罚。可是它惩罚了谁呢，连猫猫狗狗都会生癌。”李白在日记本上写道，“它让痛苦回到了最纯粹的状态，定义了一个成年人经历过的时光。”
钟岚制止了他卖房子的冲动，她将手里的两家饭馆盘了出去，开发区那家卖了个不错的价钱，“白”无人问津，索性退租了事。“有人告诉我，你和邻居谈上了恋爱。”她躺在病床上说，“就像你小时候一样。”
“我并未恋爱，只是偶尔去听她弹弹钢琴，她已经搬走了。”
“放射科的程医生还没有嫁，我打过交道，她是个很不错的姑娘。”
“我以为你会把我撂给冯溪。”
“我一直在等你的《太子巷往事》拍成电影，好让我看看，是谁来演我。你喜欢的那个女导演在做什么呢？”
“听说在法国拍上纪录片了，已经很久不联系。”
“纪录片讲什么的？”
“没有情节，在塞纳河边搭了好多帐篷，邀请巴黎的男男女女进去做爱。至于她是拍人还是拍帐篷，我也不大清楚。”
“真是羡慕她。”
“不要再替我盘点情史了。”
人民医院建议他们到上海的大医院找找办法，钟岚却执意不肯去。请不要这么早就放弃，我会救你的，李白徒劳地许下诺言。其时吴里已有高铁，他托人约了专家，带着诊断报告跑了一趟上海。在阴暗的立交桥下面，有很长一段时间他竟然迷失了方向，建筑和道路皆尽相类，人们行色匆匆，他像置身于电影中，顶着风很快走入绝境。这一次，他感到死神正在身边盘旋，它确实是阴郁的、无情的、未知的，他站在这个巨大的水泥结构物中向之伸手，试图触摸，滚烫的地狱火或是极寒的地狱冰，试图粉身碎骨，但死神穿过了他，一种对于你所理解之物、你所存在经验的彻底否定。
最终他失望地回到吴里，医生告诉他，钟岚不见了。他想了想，追到太子巷那个大杂院里，见她脖子上扎着白丝巾，坐在一排紫茉莉边发呆，花期将尽。“我要是死了，你可以当是这株花谢了。”她像少女时代那样说出赌气的话。
“那当然会严重得多，像全世界的花谢了。”李白想，我给出的可能是最稀烂的安慰。
“有件事我一直没告诉你，我人生记忆中的第一个印象。先问问你，你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
“你早就问过，我也早就回答过。似乎是一场暴雨，然后什么地方落下了个球形闪电，在地上打转，其他不记得了。”
“我的第一个印象非常具体，是你在这片紫茉莉边明目张胆地看我小便。当时我们都穿着开裆裤，你趴在地上看我，我爸冲出来赏了你一个耳光。”
“我已经不记得了。”李白望着天说，“不过我现在还想看。”
“滚你的吧。”
她拉着李白去菜场，买了一条鲈鱼及葱姜佐料。“以后我不能再为你做饭了。”她说，“这不是赌气的话。”两人回到太子巷3号，支走了李忠诚，她到厨房忙活，他擦桌子，擦着擦着，觉得气氛不对，到厨房看，钟岚呆望着砧板上已经剖腹仍在翻跳的鱼，一堆内脏捏在她手中。
“它太疼了，天哪，它还在挣扎。”钟岚捂着眼睛大哭起来。
84
钟岚去世时李白人在台北，繁体字出版商将他拉到一家电台做直播，嘉宾向他提问：为什么在你的小说里，十几年前的大陆那么性自由、性开放，会不会是你在胡编？口音曼妙的女主持人插嘴道：那几年我在北京工作，我可以证明，确实是这样的。李白回答：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他感到一丝冒犯，来自遥远的过去，又说：这股风气可能是台商带来的，他们每个人都娶好几房太太，夜总会常客，还普及了各种助长威风的药材。
很多年前，在到处游荡的火车上，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在小城市夜总会陪舞的女孩，我们聊了一路。她告诉我，有人给她介绍了两个台湾男人，一个是养猪的，一个是养鸭的，这两个人她全都没见过，他们需要老婆。她问我到底应该嫁给哪个，我无法回答。后来，她快乐地决定，嫁给养鸭的，理由是鸭子比较有趣。
“我希望你们不会因为这个故事而发笑。”李白结束了这场谈话。
他走出电台，打开手机，随即接到冯江的短信：遗容安详。街道传递着一种他曾经在梦里体验到的热带气息，出版社的编辑陪着他走了一段路，他仍然保持着边吸烟边游荡的坏习惯，令台北街头的民众侧目而视。经编辑提醒，他找了个偏僻的角落，站定抽烟，立即有一位阿公跑过来借火。“我刚才撒谎了，”他醒过神来，对编辑说，“性自由的风气不是台商带到大陆的，他们那种，更像纵欲。”
“您怎么说都行，在台北，商人并不是很受尊重的一类人。”编辑说，“鸭子的故事我也能理解。”
“理解了什么？”
“理解了人是如何将羞辱奉还给这个羞辱了她的世界的。”
“你理解得比我更好，令我不敢轻视宝岛的作家。”李白从口袋里摸出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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