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置疑的是,写这本书稿的我已经是一位三十五岁的小说家了。青春渐渐走远,但尚未来到中年,是一个不上不下的年纪。我常常午后起床,先泡一个澡,然后在便利店或录像带出租店打发下午的时间,直到深夜才面对电脑。我胡乱写些和电视节目有关的无聊随笔或电影软文,一直写到天光大亮。我只和工作伙伴交流,见到邻居便垂下眼帘。平时也没人来找我,我得以不和任何人见面。持续过着这样的生活,我的记忆仿佛被抻平了。我忘了昨天吃了什么,也想不起前天看的录像带的内容,就连编辑的名字也会搞错。可是,为什么我能把那起案件的细节记得如此清晰呢?在回忆那起案件的时候,往事依然历历在目,我不禁为此惊叹。
我的这份记忆是切中体肤的,也是立体而生动的。我连健治房间里的馊臭味和赤脚踏在榻榻米接缝处留下的脚印都记忆犹新。水壶里的水在口中散开的铁锈味,飘荡在楼道里的晚饭味……记忆仿佛迫不及待地等待着我的发掘,一个接一个地在我的身体里苏醒。原来,这些藏在我大脑褶皱中被我认为早已忘记了的记忆,一直在静悄悄地呼吸,盼望着早日破土而出。
所以,此刻的我和写处女作时一样,抑制不住文字的奔涌。那时,我用自动铅笔将文字写在数学笔记本上,此刻则是疯狂地敲击键盘。这疯狂的势头,也许是我自身想将案件记录下来的佐证。健治写来的信还放在书桌上。这个男人或许也同样在回忆那段往事。就这样,两个绝对不会相交的世界诞生了。
在家待了一个多月后,回学校的日子临近了。新学期就要到来。小学四年级第二个学期上到一半时我被诱拐,失去了五年级一整年的时光,即将进入六年级的新班级。我回家时正好是一月中旬,且之前成绩优秀,老师们认为我即使跳过五年级的课程,也能跟上六年级的授课进度。这样的安排中还有一层考虑,是不想让我太引人注目。
“明年就上初中了,没事的。稍微忍一忍吧。”
母亲一面用中粗的毛线织不合季节的毛衣,一面说。我望着吱吱作响的毛衣针下面密实的针脚,心想:哪里没事了?住宅区里建了配套的小学和初中,二者是挨着的。小区里的孩子从小一起长大,初中也是同一所。大人们不假思索地认为孩子们熟悉彼此的秉性是一件好事,但持续受到监视的孩子们备受束缚,上初中后往往变得桀骜不驯。我听说初中体育馆的后院地上到处扔着烟头,窗玻璃永远是破的,走廊上积满了灰尘。孩子们进了学校,看见这样的校舍也许更加狂暴了,眼神一下子变得凌厉,像饥饿的野狗似的,要么抱团撒野,要么蜷缩在一起。所以,小区里的小学生都害怕初中生。然而,母亲却根本注意不到这些实际情况。
“上到初中,大家都懂事了,肯定都会关照你的。”
母亲集中在毛衣针上的目光倏地瞥到一旁。四月马上就要来了,她却专心致志地为我织毛衣,仿佛是想拼命弥补之前不曾给予我的母爱,这让我浑身难受。回家以后,母亲在我的床上又铺了一条被子,每晚都要守到我入睡后才合眼。父亲大概是放心了不少,在外面喝酒晚归的日子多了起来。也许整日贴在我身边,想要保护我的母亲其实满心忧郁。
母亲所说的,是邻居们对我的态度,过度的可怜与关心。回来那天站在阳台上看我的邻居们的目光,绝不会从我身上移开。因为我遭遇的这起诱拐监禁案不仅引起了全国的关注,还让人们意识到这起诱拐并不普通。人人都想窥探我回家后如何生活,想知道我之前和健治过着怎样的日子。我的缄口不言也是激起人们好奇心的原因之一。
例如,我回家后的第二天,小区的儿童会送来了慰问品,是彩色铅笔和几封孩子们写的信。“景子,欢迎你回来。你能平安回来真是太好啦。大家都替你高兴。今后我们一起玩哟。”这些信的内容令人作呕地一致,只是写信人的年级越高,信里的汉字越多罢了。然而,其中混着这样一封信:
“景子,你平安无事真是太好了。不过,我妈妈说,你被男人强迫做了下流的事。听了这个消息,我觉得你很可怜。你要加油,不要因为这起案件被打倒。”
写信的是在上芭蕾舞课时,曾经嘲笑我装模作样的女孩。可要说这封信是她故意写来伤害我的,又不尽然。这个女孩似乎真心同情我,还带着自己做的曲奇饼干来我家探望过我。是她教会我,承受的伤害越深,日后的疮疤就越会被周围人的善意与同情轻易地揭开。
偶尔外出,立刻会有许多双好奇的目光集聚在我的身上。有一次,我和母亲一起出门,在小区里的超市遇到一个男孩。他见了我便得意地提问:
“犯人到底对你做了什么?”
这个问题简直整合了大家对我全部的疑问。它被问出口的刹那,周遭的大人和孩童都吸了一口气,安静下来听我的回答。那男孩大概上四年级,已经学会用狡黠的目光观察周遭和我的反应。我一言不发地垂下眼帘,母亲将我挡在身后,对那男孩怒吼:
“你给我滚!”
男孩被母亲的反应吓了一跳,逃到一边去了。而母亲将她的愤怒摆在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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