瞪着店里的每一个人,仿佛要与全世界为敌。超市的店员跑来看发生了什么事,母亲对着他絮絮叨叨地抱怨着:
“什么嘛!孩子丢了的时候,你们马上就全当没事发生了。恐怕是认为她早就死了吧!现在,她好不容易平安回来了,你们却逮着机会就想打听她经历了什么。真是无耻下流,烂透了!”
“妈妈。”我拽拽母亲的袖子。母亲的愤怒令我更加显眼,可她却甩开我的手,继续说个没完:
“难道说,这孩子平安回来,反倒让你们失望了?难道她就该像你们期望的那样,死了才好吗?”
“谁也没这么说呀,太太。您还好吗?”
店员没想到母亲会如此动怒,试图安慰她,可母亲的怒火一旦溃堤,就一发不可收拾。
“不,他们就是说了。不然为什么要用这么卑鄙的眼神看着我们?你看看这些人,还有那些人!”
母亲指着在远处围观的主妇们。一位中年主妇大概是看不下去了,拉住了母亲的胳膊。她家的小孩曾经在母亲这里学过钢琴。
“北村太太,我们走吧。景子怪可怜的。”
“她哪里可怜了?”母亲不依不饶,“你倒是跟我说说,她到底可怜在哪里?你说不出来吧?”
“你这样大吵大闹的,景子心里肯定不好受呀。好了,我们回家吧!我送你们回去。”
母亲像是终于发现了我在身边似的,低头看着我,然后双手遮住脸,哭了起来。超市的提篮翻倒在地上,篮子里的酸奶滚了出来。见此情景,几位主妇跑过来安慰母亲,把我们送回了家。到家后,母亲依然不住地流泪,直接盖上被子睡了。就这样,我与母亲渐渐和周遭疏远开来。
母亲的情绪起伏令我痛心。她整日为被害妄想所苦,还总是强迫症一般担心我会被什么人掳走。我能深切地体会到她的痛苦,为此心如刀割。尽管我已获救,但看到我写下的生活中发生的种种,读者便会明白我处于多么不稳定的环境之中。而母亲的妄想也有针对我的时候。
“你那时候是不是想从我身边逃走?所以才跟在那样一个男人身后?”
被健治拐走的那天晚上,我确实讨厌着母亲。我讨厌她让我去隔壁的街区学芭蕾舞,讨厌她总是让我穿同一件紧身衣,讨厌她粗俗的行为举止。所以,我沉默着,不回答她的提问。于是,母亲开始对我百般刁难,但最后又总会向我道歉。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居然会责怪你,我真是最差劲的妈妈了。我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对不起啊,对不起啊。要怎么做,你才会原谅妈妈?”
找不到我的时候,母亲每天都这样责怪着某个人。有时候是犯人,有时候是父亲,有时候是毫无关系的别人,最后又总会怪到自己头上。我和母亲都变得和从前截然不同,我的转变悄无声息,而母亲的转变显而易见。
四月初,新学期临近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事。一个男人和笹木一起来我家拜访。这男人我第一次见,不是刑警,也不是儿童保护协会的人。他的弯刀脸上架着一副黑边眼镜,深蓝色的西装里面是一件白衬衫,打着一条俗气的领带,穿着并不考究。男人仿佛很赶时间,走形式似的对母亲寒暄了几句,立刻转身面对着我。
“景子,他是检察官。”
“检察官”的日语发音和“健治”相同。笹木没有发现我的慌乱,不紧不慢地在旁边说明。我之前从未对外透露过,自己习惯叫他健治。
“这是检察官宫坂先生。”
宫坂似乎急着办事,他从自己的包里拿出文件,动作好像有些不自然。我看了看宫坂的左手,慌忙移开了目光——他的左手竟是一个精巧的义肢,是用接近皮肤颜色的橡胶类材料做的。
“你好,景子。看到你精神不错,真是太好了。我今天来,是有些问题想问你。因为不忍心让你特意去找我一趟。今天不会耽误你太多时间的,可以吗?”
宫坂发现我注意到了他的义肢,但毫不介意我异样的神色,仍然利索地讲话。笹木还是笑眯眯的,安静地坐在一旁。我望了笹木一眼。
“笹木大夫,不好意思,我想和景子单独聊一聊。”
笹木催促着不安地僵立在一旁的我的母亲。
“那好,我们就去那边等着。”
宫坂仅仅注意到我的目光,就明白了我讨厌笹木在场,理解了我无声的抗议。
“景子,我是负责你案件的检察官,我对这起案子还不太了解。如果你愿意的话——这个要看你的意愿哟。如果你愿意,希望你能多和我说一说。可以吗?”
“可以。不过……”
“不过什么?”
“我可能也不是很了解。”
宫坂惊讶地凝视着我。
“原来如此。景子是个聪明的孩子呀。有些事,我们可能都弄错了。具体错在哪儿了呢?我想,也许是大家都没有接受你很聪明的事实。为了得到孩子的供词,我们都不由自主地采取对待小孩的态度来对待你。有时候好不容易问出一些东西,又觉得这是孩子说的,不能尽信。可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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