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望。外面又黑又凉，树叶窸窣作响，像晾着的床单。屋外的一切表明九月即将来临，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们离布伦达返校的日子已是这么近了。
“是吗，布伦？”可她没有听我说。
她走到房间另一头的门前，把它推开。
“我以为这是个衣帽间呢。”我说。
“过来。”
她让门开着，我俩探身黑暗之中，只听屋檐上一阵怪风嘶嘶作响。
“这里有什么呀？”
“钱。”
布伦达走进房间。当一盏六十瓦的灯泡被拧亮时，我看见满满一屋子的旧家具：两张靠背上有一道道油污的扶手椅，一张中间鼓得老高的沙发，一张牌桌，两张露出里子的打牌椅，一面背面涂层已剥落的镜子，一些没有灯罩的灯，没有灯的灯罩，一张桌面的玻璃已破裂的咖啡桌，还有一堆卷起的帘子。
“这是什么地方？”
“储藏室。放我们的旧家具。”
“什么时候的？”
“纽瓦克的，”她说，“过来。”她在沙发前趴下，把鼓起的坐垫掀开，往里瞅了瞅。
“布伦达，我们在这里究竟要干什么？你会把自己搞得脏兮兮的。”
“不在这里了。”
“什么？”
“那笔钱，我告诉过你了。”
我在一张靠背椅上坐下，扬起一阵灰尘。外面下雨了。我们闻得到从储藏室另一端隐约可见的通风口灌进来的湿气。布伦达从地板上站起来，坐在沙发上。她的膝盖和紧身短裤都给弄脏了。当她把头发掠到后面去时，前额也沾上了灰尘。我看着我们——在这一片混乱与灰尘中间，不禁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们像一对刚搬进新房的小两口，突然之间有了自己的家具、金钱和未来，可唯一使我们欣慰的是从外面进来的清新空气。它提醒我们，我们还活着，但必要时并不能当饭吃。
“什么钱？”我又问。
“几沓一百块的钞票。从我还是个小女孩时起……”她深吸一口气说，“我小时候，刚从纽瓦克搬到这儿，一天父亲把我带到这里。他把我带进这间屋子，对我说如果他有什么三长两短，他希望我知道从哪里拿到属于我的那笔钱。他说那钱不属于别人，只属于我，并要我不对任何人说，即使是母亲或罗恩也不例外。”
“总共多少？”
“三沓百元钞票。在那之前我还从没有看到过。我那时九岁，和朱莉差不多大，那时我们搬来还不满两个月。我记得每星期上这儿一次，趁卡洛塔一人在家，我就爬到沙发下面看钱是否还在，它一直都在，他之后再也没提过这钱，从未提过。”
“现在钱在哪儿？可能给人偷了？”
“我不知道，尼尔。我猜是他把钱收回去了。”
“天哪，找不到钱时，”我说，“你没有告诉他，会不会是卡洛塔——”
“我刚刚才知道钱没了。很早以前我就来找过……后来又把它忘了。或是根本没再想到它。我钱总是够花的，不需要这一笔。我想他以为我不再需要它了。”
布伦达走到窄窄的满是灰尘的窗前，在上面画着自己名字的首字母。
“为什么现在你又需要它呢？”我问。
“我不知道……”说完，她走过去把灯泡拧了下来。
我坐在椅子上没动，穿着紧身短裤和衬衣的布伦达，此刻就好像一丝不挂地站在几英尺远的地方。我发现她的肩膀在发抖。“我想把钱找出来撕成碎片，然后把这该死的碎片塞进她钱包里！只要钱在，我发誓，我会这样做的。”
“我不会让你这样干的，布伦。”
“你不让？”
“不让。”
“和我做爱吧，尼尔，就现在。”
“在哪儿？”
“就在这儿！在这肮脏肮脏肮脏的沙发上。”
我顺从了她。
第二天早晨布伦达准备了我俩的早点。罗恩今天开始上班——我回到房里还不到一小时就听到他边淋浴边唱歌。事实上，当克莱斯勒开出车库，载着他们父子俩朝纽瓦克佩蒂姆金办公地点驶去时，我仍醒着。佩蒂姆金太太也不在家，她已驱车去犹太会堂和克莱尼茨拉比商谈婚事了。朱莉在后面的草坪帮卡洛塔晾衣服玩儿。
“你知道今天早晨我想干什么吗？”布伦达问。我们正在分吃葡萄柚，因为布伦达找不到水果刀，我们只能乱掰一气，像剥橘子一样把它剥开，一片片地吃。
“干什么？”我问。
“跑步。”她说，“你跑步吗？”
“你是指在跑道上跑？当然跑啦。上中学时我们每月得跑一英里，那样我们才不会变成妈妈的乖宝宝。也许你的肺活量越大，你就可能越恨你的母亲。”
“我想跑，”她说，“我想你也跑，好吗？”
“噢，布伦达。”
葡萄柚显然是跑步的人早上应该吃的东西，我们又吃了一个才结束早饭，一小时后，我们已开着那辆大众向中学驶去。中学后面有一条四分之一英里长的跑道。有几个孩子在跑道的草地中央逗着狗玩。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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