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我妈说，她原本只是好奇，外婆一个人在镜子跟前欣赏着自己的时候，到底在想什么。于是就偷偷地拍了一小段，她也没有想到会真的赶上《锁麟囊》。

那天夜里我独自把外婆的视频看了很多遍。距离婚礼还有两天的时间，崔莲一带着蜂蜜回崔上校那里住两晚——毕竟我得从崔上校家里接走新娘。突如其来的寂静却让我无比清醒，总觉得客厅里应该传来蜂蜜那种小孩子特有的“吧嗒吧嗒”的脚步声。

凌晨的时候我终于入睡了。睡得并不好，总是做梦。梦到外婆带着小学五六年级的我，还有现在的蜂蜜，外婆一边一个，牵着我们的手——即使在梦里，我也知道，全乱套了。然后我童年时最心爱的小火车从屋檐上掉了下来，砸在面前的马路上，沾满灰尘，面目全非，从中间碎裂成了两段。蜂蜜张开双臂，跑到路中间去捡小火车的车头，我听见外婆在拼命地喊：“蜂蜜，当心车——北北你千万要看好蜂蜜啊——”

接着就是一段刺耳的，轮胎强力摩擦着路面的噪音。我睁开眼睛，天花板依旧黑暗，我的心脏还在惊魂未定地用力跳动，我坐起来，然后我拿起手机，想看看时间，凌晨五点，满屏都是俄罗斯乌克兰的消息。七嘴八舌的博主们都在说，这是见证历史的时刻。而我只是在恍惚地想：外婆是怎么认识蜂蜜的？

差十分钟八点，我实在等不及了，给老杨打了电话，我认为他醒着，因为这应该是他送双胞胎上学的时间。起初他没接听。不过几分钟之后他拨了回来，果不其然，他的背景音非常嘈杂。

“怎么了大熊——方便说话，刚把那俩轰进学校里去……没事儿，没在开车，你说——”听他的声音，双胞胎今天早上的表现不错，所以他言语间并没有狂躁之气。

“你还记得大鳗吗？就那个——当初咱们几个总在食堂一块儿吃饭的……”我急急地说。“大鳗”这个昵称还是老杨给取的，我也忘了为什么了。

“哦——记得呀，”老杨无辜地说，“那个高高大大的乌克兰小伙子——不是，你这一大早的发什么神经？”

“你到底看没看新闻，打仗了你不知道吗？大鳗他这几年有没有联系过你？我怎么记得他说他要回基辅去工作？”

我耐心地等待了大概半分钟，我想老杨会不会是急着去翻关于战争的消息，忘了他跟我还在通话中。

“喂？没联系，我最后一次跟他发邮件都是五六年前了，他那时候在伦敦呢，你忘了嘛，他那时候成天说因为女朋友在伦敦，他后来不是拿了offer去伦敦读博士了。”

“不对，我跟他最后一次联系比你要更晚，绝对就是两三年前的事儿，他毕业了，他回基辅上班了，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联系上他？肯定有办法吧……”

“兄弟（dèi）”，老杨像是已经忍了我很久，“你先——听我说完你再说话啊，我知道你现在是紧张，欸？我刚才说什么了？别打断我——后天就是大日子了，你现在紧张其实是个特别正常的事儿，这就好比是考试，就比如说高考吧，你前面已经落榜过两回了，后天就要第三次上考场，这放在谁身上，谁都会紧张的，没啥不好意思的……你去运动一下，最好是去游个泳，特别管用——跟你说，大鳗肯定没事。”

“话不是那么说的……”

“我知道，行吧你放心，我这两天想想，问问过去的同学看能不能联系上他，这个事儿交给我了，你放下电话就别再想了，放轻松点儿，头两回考砸又不全是你一个人的错，这次会不一样的，其实你心里也清楚——”

我想起来“大鳗”这个昵称是怎么来的了。他的名字发音很复杂，姓氏里面包含着两个近似“达曼”的发音。那次老杨过生日，又刚好在前一天领了打工的薪水，就豪爽地请我们几个去日本餐馆。第一口鳗鱼饭吃下去的时候，达曼的眼睛夸张地亮了，他说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也就是在那一天，他正式有了“大鳗”这个称呼。那天晚上还有谁呢——我努力地想，我得想起来，必须想起来：有我、老杨、大鳗，还有一个当时跟我一起准备小组报告的缅因州老兄，以及缅因州老兄的女朋友——栗色卷发的阿根廷姑娘。

十五年前，我还以为，世界不过如此。

是大鳗第一个告诉我，老杨和杨嫂之间有点不对劲的。那是一个昏昏欲睡的午后，我在秘书处门前的过道上席地而坐，书包摊在膝盖上。半小时后秘书处才会开门，我等着那位总是笑声爽朗的秘书女士吃完午餐，把我们的考试时间安排张贴出来。大鳗也正好来了，跟我打个招呼，坐了下来，我们并排仰望着面前那扇紧闭的门。“我前天在自然博物馆门口看到了杨，”大鳗说，“有个中国女孩子跟他在一起。”“哦，我知道，那是他的客户。来看房子的。”大鳗摇摇头：“绝对没有那么简单，你相信我。”

婚礼的日子总算到了，很小的宴会厅，疫情防控的要求，每两个人之间必须隔一个座位。连摄影师都算上，总共也就二十几个人。除了最常规的鲜花装饰之外，宴会厅里还把那个叫雪夜的女作家的书摆成了一个花坛状，每位来宾都会领到一本，装在一个印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