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笑了。我看着他,迟疑了几秒钟,笑容依然停顿在我嘴边上,我想了想,终究只是说:“谢谢。”
从深圳回来以后我就开始跑步,从天还没亮的时候开始,直到日出,不知不觉跑出去十五公里,为了赶着上班只能打车回家。因为不工作的时候脑袋里过于杂乱,所以我格外害怕工作会出什么纰漏,当心脏和肺部开始拼命运转的时候,脑子就能稍稍地安静一点。我每天加班到午夜,五点多钟起来跑步,这样能让我自己有种错觉,我正在过着一种努力并且健康的生活。
“大熊,我在下雪。”成蜂蜜的小脸上,笑容就像花瓣上的露水。
不过是痛苦而已,痛苦生生不息,总会过去。
过不去也是平常事,总之死不了人,怎么都能活下去。
活不下去也不要紧,死个人而已——只是注意不要在早高峰的时段跳地铁就对了,会耽误太多人打卡上班。
必要的时候,将上面那三句话,反复默念。
老杨是对的,我会后悔。我听着自己缓慢加重的呼吸声,我知道老杨总是对的。为什么非要去伦敦不可呢?为什么就不能不去呢?我到底在害怕什么?
崔莲一害怕的是蜂蜜的生活因为我而发生剧烈的改变,她害怕她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一点点的自由,又要因为我而完蛋。那么熊漠北你呢,你怕什么呢?
街道尽头处的天空已经隐隐泛着亮光,凛冽的风擦过我滚烫的脸颊,我到底在怕什么?
那应该是八年前还是九年前,也是这样的一个冬天。那个星期我恰好刚结束一个项目,有珍贵的四十八小时不需要加班的时间。下午三点我愉快地坐在电脑前面,不敢相信自己会如此幸福。老熊先生的电话就是在这个时候打进来的。当时我心里一沉,以为外婆的身体有什么问题了,不过他的声音听起来倒是平静:“你今天能按时下班吗?我就在你们公司楼下,哦,我身后是中信银行,我等着你。”
就在楼下那间星巴克(也许那是老熊先生在路过无数次后第一次进去),我们似乎说了此生最多的话。他告诉我他这几年逐渐发觉合伙人不太妥当,工厂越来越艰难,他也想努力改变但是好像越努力越像是一个笑话,现在他们俩之间爆发了巨大的冲突——合伙人牵线引来了一个工厂的买家,但是买家开出的价格让他觉得自己二十年的辛苦在被赤裸裸羞辱……他说,我听着。那是唯一的一次,他真正意义上在对我毫无顾忌地表达着什么。以至于他说完以后,一瞬间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表情面对我。
所以他急匆匆地笑了笑:“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没有人可以商量。”
我先是拼死请了三天假,我说刚刚我在卫生间吐血了,可能是急性胃出血我得去医院看看。然后我们就搭了当天的航班——除去时间宝贵之外,我不想带老熊先生回家去,当时任何一个人,只要不瞎,都能看出来我和李绡的关系已是穷途末路。我联系上了一个曾经相处愉快的实习生,他刚好在深圳读研究生,我们俩,加上老熊先生那位用了十几年的财务,三个人没日没夜地过了一遍所有的账本。
我就睡在财务室的沙发上三天,我知道老熊先生没有告诉我妈我回来了。老熊先生恢复了习惯性的沉默,他紧张地注视着我不停问那些老会计各种问题,不停地把一些相关的人叫进来对话——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我吧,表情越来越无助,就像是看着一个怎么也不肯下诊断的医生。我在那堆经年累月,乱七八糟的账本里看见了老熊先生的二十年,豪爽的时候不管不顾买了过于贵的设备,在年底派出不合理的分红,含辛茹苦的时候战战兢兢地应付着每一笔开支,驳回一些金额为100或者200的报销申请,哪家银行曾经非常友好危机时分又翻脸无情……我很想给我小学四年级的班主任打个电话,那篇题为《我的爸爸》的作文,我现在终于知道该写什么了。
人困马乏的黎明时分,他问我:“你怎么看呢?”我说:“卖吧。”他咬了咬嘴唇:“就那个价钱?”我把我的电脑屏幕推给他看:“你可以稍微再还一下,不过其实差不多。事实上——”
他在桌面上握紧了拳头:“可是,可是他们至少要裁掉一半的人,有些员工都跟了我十几年了……”我静静地看着他:“你相信我。就算是这个价钱,有很多人也已经在偷笑了。如果现在不卖,明年你会非常非常难——”他安静了片刻,笑了笑:“行,我明白了,我原来只是以为,日子还长……不过么,时代也算是在我这边站过的,它要过去了,也得接受。”可是他骤然又激动了起来,他用力地看着我的脸:“我这不是……这不就是……半生蹉跎了吗……”他反复重复着这句话,声音渐渐微弱下去,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收尾。
他自己开车送我去机场。他的工厂并不在深圳,所以要抵达机场,需要走好长一段郊区的公路。天空澄澈,我们一路几乎无话。后来他突然笑了笑,他说:“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我宁愿像他一样,最好的时候晚一点再来……”我只好说:“……可是唐朝人活得短。而且,我已经长大了。”笔直的公路边,我看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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