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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你这几天没有看报纸，你不知道，真的不一样了，《南方谈话》你该看看。”我妈有点不耐烦：“那都是你们男人的事儿，就跟看球一样，我没兴趣。”老熊先生叹了口气：“当着孩子，你别总说这种话，什么男人女人的，关心一下形势又不是上公厕，还分男女的？分房子过几年肯定还有机会，可是……”

我当时在想，“南鲟”是一种鱼类吗？我只知道中华鲟。

总之，那顿饭快吃完的时候，我妈终于长叹一声：“那你去吧去吧，省得过些年，万一看着别人混好了，你又埋怨我。我先跟你说好，你走了，我会经常接我妈过来住，反正北北也想外婆……”老熊先生默默地又添了一勺白饭：“你放着吧，我刷碗。”

就这样，没过多久，老熊先生去了深圳。

我是在一个华中小城里出生长大的。那个地方，在北方人眼里属于南方，在南方人眼里属于北方——在北京、上海人眼里，反正都是蛮夷之地。小城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几座工厂，我父母的父辈们从五湖四海迁徙而来，亲手建造了这座城。在铁路边上，在厂房和厂房的中央。火车咬着铁轨一路撕扯呼啸，与车间机器轰鸣有时一唱一和，有时并不。我的爸爸妈妈听着这样的声音长大，也听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口音，几十年间，我们这里甚至形成了一种杂糅了好几个地方的口音的方言。不过到我离开那里的时候，更小的一些孩子就已经不怎么会讲那种方言了，有的语言也是短命的，从诞生，发展，成熟，到消亡，只需要不到三代人的时间。只不过我很惊讶原来有那么多人并不知道这件事。

就像对于成蜂蜜而言，世界上最遥远的地方是加拿大。对十岁的我来说，那个最遥远的地方是深圳。我们家是我们那栋楼里第一家装上长途电话的，那个时候装电话很贵，我妈还去跟外婆借了好几百块钱，偶尔会有邻居跟远方的家人亲友商量好时间，到我们家里来接或者打电话，至于他们是用什么办法隔空约好时间的，这是一个谜。总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老熊先生成了电话里的一个声音，成了邮包上或者汇款单上的一个姓名……以至于直到今天我都有个下意识的错觉——任何一件事情，只要我跟我妈说了，那就等于是告诉了全家人。

因为老熊先生是个客人。后来等我们全家搬到深圳去没有多久，我就出国上学了，这个家里的客人就变成了我自己，直到今天。

不过春节的时候老熊先生一定会回家来，大包小包，风尘仆仆，一个略显生疏甚至是客气的微笑会在他脸上挂几天，直到除夕夜，亲戚们推杯换盏，酒意上来了，才会消失。可再过上最多十天，老熊先生就要重新启程。他会把妈妈给他新买的厚外套又留在家里，说南边根本用不着。

那个初春，我六年级，是小学时代的最后一个春天。

老熊先生已经回深圳去好些天了，某天晚饭时间，我已经摆好了碗筷坐了下来，妈妈还在壁橱前面翻找着什么。她关上抽屉，再打开隔壁的柜门，老熊先生的羽绒服跟其他几件衣服并排挂在一起。她似乎是愣了一下，像是无意地轻轻把老熊先生的袖子拿起来，看了一眼，然后她回过头对我笑了，她说：“下次去火车站接你爸爸的时候，一定记得，把这个给他带去。省得他在站台上挨冻。”

她的笑容让我有点不安。我说：“妈，我饿了。”

她总算回过神来，坐过来和我一起吃饭。刚刚盛了一碗蛋花汤，还没有盛第二碗的时候，她突然问我：“北北，你想不想，有个妹妹？”

我困惑地说：“都行。”准确讲，我觉得这个事情并不在“我想”或者“不想”的范围之内。她终于还是忘记了要给自己盛汤，眉飞色舞地往我碗里夹菜：“你放心北北，妹妹会在冬天出生，不会影响你的毕业考的。”

没错，那个时候，小学毕业升初中是有考试的，可是我其实已经在我们小学的保送名单上——妈妈她看来是忘记了。

两天后就是周末，周末通常会早一点放学，我回家的时候，隔着门板，听见了外婆的声音。印象中，外婆很少情绪激动地大声说话的，可是今天，她的声音清晰地传到了外面的走廊上。不过我想，对门的邻居应该还没有回家。

外婆说：“人人都只生一个小孩，只要你吃公家饭，家家一个小孩这是国家政策，怎么到了你这儿就这么特殊？你就非得生两个不可？你对北北到底有哪里不满意？北北这么好的一个孩子你不要贪心不足……”

妈妈的声音也忍无可忍地抬得很高：“你在胡说些什么呀！这跟北北有什么关系，我就是想要个女儿。我知道这个孩子肯定是个小姑娘……他爸爸上火车那天我梦见了一个小女孩——”

外婆已经气急败坏了：“你听听你自己满嘴说的都是什么话！你好歹也是上过大专的，结果比你外婆还迷信。”

妈妈也吼了起来：“要是我外婆真的还在，她肯定站我这边！北北他爸已经停薪留职了，分不分房子我们不在乎，而且我都打听好了，超生的罚款现在也不是付不起……”

脖子里挂着的那把家门钥匙，已经被我的手心焐热了。当我终于一闭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