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然沉默了，然后让我有多远就滚多远。
我也确实滚了。凭实力滚到澳大利亚，够了。直到现在，我只能用黄色和蓝色色块来区分和联结我和父亲。或许不止于此，如果我和父亲之间真如黄色与蓝色色块一般泾渭分明，我不会介意我竟然不了解他，更不会觉得因为对他欠缺了解，所以我自身的许多地方也渐渐不可解释。
我打下句号，另起一段，犹豫着要不要把梦的结尾、我复归自己身体时的感受打出来。
与父亲的身体脱离前的片刻，我的手拍在三十出头的彭伯伯的肩膀上时，他的肌肉反作用于我的手掌，轻微地震颤。即使是在梦中，我的手掌仍被导入了一股电流，传至我的中枢神经激起一阵波动。我知道大脑在迅速比对，这一经验有无类比，该如何归档及储存，也很快告知答案——这体验是我没有过的。不只是亲密，还有别的，是两个颜色极接近但又不同的色块的相互覆盖，彼此一部分的消融。能量在其间涌动，循环，边界消逝，归于平静。
或许父亲说得对，我太无知了，根本不懂一生的朋友意味着什么。
一种思维的积习是：当身体出现疾病，人要到身体以外去寻找救助方法。我的问题不是由身体原发的，但很难界定病灶的位置。苏格拉底的看法是，大部分人终生都在梦游，从来没问过自己在干什么，以及为什么要那么做。他们吸收了父母的价值观和信念，或者父母的文化，毫不质疑地接受下来。但如果他们刚好吸收了错误的信念，他们就会生病。
我是这样么？不是这样么？
记下那次我变成父亲的梦之后，我再没做过梦。梦神在惩罚我。我竟然用人类的语言和文字来与之对抗。但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渐渐地，我失去了边界感，昼与夜，醒着与做梦，说话与呓语，它们之间甚至不需要衣橱里的一扇纳尼亚之门，而是豪华酒店的旋转门，流光溢彩间，你被推送出来，再推送回去。而我既然无法再做梦，对意识的控制力就平移到醒着的时间里。很长一段，我不确定什么是真的发生过的，而什么不是。
乘务员推着酒水车过来了。成年人大多要了啤酒。天气正热，从珀斯到新加坡的飞行时间是五个多小时，啤酒是最佳选择。车推到我面前，乘务员问道，先生，也是啤酒吗？我说，不，谢谢。那你想来点什么？他是个亚裔，但听不出口音。噢不用了，我说。邻座的女人先给儿子来了杯牛奶，再给自己来了杯冰茶。“多一点冰块。”她说。乘务员把冰茶从我脸前递过去时，我听到了冰块的滋滋声，“给我一杯啤酒吧，谢谢”。
淡黄色的泡沫涌进嘴里，我才意识到，这新鲜的感觉几乎像第一次尝到酒的滋味。我的梦境控制计划持续了七个月，也就是说，从至少七个月以前开始，我就再没喝过茶、咖啡和任何含有咖啡因的饮料。酒断得更早。如果没记错的话，第一次起念要戒酒，是在看了父亲的脑部CT之后。从考进医学院开始，八年求学、四年工作，似乎我所受的训练就是为了让我能看懂这张该死的CT图。外人都以为父亲是因为肺癌死的，毕竟，谈癌色变。但我清楚，跟癌症相比，真正让父亲放弃希望的是大脑的萎缩。如果他没有意外摔破脑袋去检查，答案不会那么早就被给出。在医生群体里，有些可以并愿意给自己的亲人做手术，另一些则不能并拒绝。我属于后者。但父亲的脑部CT图仍印刻在了我的记忆里。我有该死的好得不得了的记忆力。
“是去旅行吗？”邻座的年轻母亲问我。
“看亲戚。”我说。
“我也是。你是新加坡人？”
“中国人。”
“我也有亲戚在中国，上海。”
“你是新加坡人？”
“马来西亚。”
孩子打翻牛奶。她左手抱起孩子，右手用纸巾擦拭小桌板。突然靠近我的孩子有一双蓝眼睛，是个混血儿。眼睛之外的五官很像他的母亲，这张脸对于男孩来说太好看了些。
等她收拾停当，我主动说，“我可以帮你抱他一会儿。如果你想喝完这杯茶的话”。
她把孩子递给了我。孩子的脑袋刚好在我下巴下面几寸，我忍不住低头闻了闻他的头顶。
“我猜你还在读书吧？”她笑着说。
“我是个医生。”
“这孩子看起来很健康吧？”
“闻起来健康极了。”
我们一起笑了。我让乘务员再给她加了点茶。她叫朱莉安娜，在一家石油天然气公司工作。我开玩笑问是不是该买更多的能源股票，她很认真地给我推荐了几个公司，建议我关注，还说其中没有她所在的公司。
乘务员把杯子收走后，她给孩子讲起了绘本故事。孩子叫罗伊，三岁了。机舱远处响起鼾声，慢慢地，孩子睡着了。朱莉安娜抱着孩子也闭上了眼睛。我捡起那本故事书，书名叫《大卫，不可以》。书里，一个头发像毛刺、龇牙咧嘴的小男孩正在搞破坏。用锅碗瓢盆奏乐、用棒球打碎家里的花瓶、把盆子里的鸡腿和土豆组装成小人……作者就叫大卫，在短短的作者自述里，大卫说，这本书来自母亲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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