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的母亲寄来一本书。那是我还是个小男孩时期的作品，书名叫作《大卫，不可以》。书里的画全是我小时候不被允许做的事。里头的文字则几乎都是‘大卫’和‘不可以’（这是那时我唯一会写的字）。重新创作这本书的主要原因是，我猜想这会很有趣，同时也是纪念‘不可以’这个国际通行、在每个人成长过程中必会听到的字眼。‘可以’、‘很好’当然是很棒的词，不过，它显然没有办法阻止蜡笔远离客厅的墙壁。”
客厅的墙壁，嗯，父亲受民营电站行贿受贿案牵连后，曾被调到电站三年。说是调动，其实是下放，从小车班的副班长，变成电站工地上的拖斗车司机。他自己住在电站的宿舍，母亲带着我还住城里。每次去电站看父亲我都很高兴，没人管我在不在墙壁上乱涂乱画。那段时间母亲的心思不在我身上，她到处托人求人，想要把父亲弄回城去。很快，我跟电站的孩子们熟悉起来，在打了几次架，而我胜多败寡后，我们沿着峡谷一路往前，无论是白天还是夜里，大坝都像张着嘴的怪兽吞吐着河流。很快我们也发现，在水电站下游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座火电站，遍地的煤渣、煤燃烧后喷出的黑烟让那一带肮脏不堪。火电厂的孩子连挂着的鼻涕都是黑色的。我问过母亲，发那么多电干吗，母亲说，卖给用电的地方。我问，哪里？母亲说，珠江的下游。母亲保留着我小时候的玩具和涂鸦，其中一张画印证或加强了我的记忆。一条黑色的龙在喷火，喷出的火焰是一个个三角形，绿色的。虽都是三角形，但涂上不同的绿色，深深浅浅，长大后我看着这幅画，想起了绿色是什么，绿色是峡谷的雨雾、水滴，所以绿色三角形才覆盖了整个画面，似乎龙不是主角，而三角才是。我把这幅涂鸦带回珀斯，在装框时才发现了背面有一行小字，“爸爸37岁生日快乐”。这行字提示着，遗忘比记忆残酷许多，如果没有保留下这幅画，我将忘记当自己还是个小男孩时，如何笨拙地想要让父亲高兴过。
那时，也许母亲意识到了嫁给一个司机的风险与后果，她不再为父亲忧心忡忡，开始把重心放在督促我学习上。我的手指很长，母亲曾让我跟着彭伯伯学小提琴，但不知哪天开始，母亲说我不用学了，说手指长可以干别的更有用的活儿，比如像外公一样，当医生。如今看来，我的人生有多符合母亲的设想，就多偏离了父亲的阶层和轨道。
跟大卫一样，我的规矩都是母亲立的。
到樟宜机场排队过海关时，朱莉安娜和我交换了Facebook账号。有机会再见，她说，去小印度转转。
我入住乌节路的酒店。豪华酒店的空气、植物甚至光线，都透出钱的底色。母亲来珀斯时，我给她买了头等舱机票，事先没告诉她。她在飞机上拍了不少照片，还发朋友圈。可能女人还是比男人乐观一些，或者母亲对父亲了解得足够多，彼此身上堆叠的时间足够长，才不会像我一样，只能在记忆的碎片中费劲拼组，得到的仍是一个不确定的父亲。并且，我是父亲遗留给母亲的某种纪念，而从母亲身上，我并不能索求父亲。同时我发现，当我把话题稍微触及自我的痛苦或父亲留给我的痛苦时，母亲就迅速滔滔不绝说起她的麻烦事来，她对自我的痛苦过于沉溺，对她自己之外的痛苦缺乏耐心。每个人都想讲述自我，不是么，可是没有那么多耳朵。
从地图上看，离植物园已经很近了。我不确定是不是应该马上动身往植物园去，还是需要做点准备。落地玻璃窗外是乌节路的车水马龙。除了街道上偶尔闪现的简体中文，这里跟珀斯没有区别，跟北京上海也没有区别。我真的来了吗？
就在我犹豫不决时，手机响了。我接起来，彭伯伯问，毛毛，你到哪里了？
我来过新加坡两次，但每次都没想到要去植物园。这里本身已是植物蓊郁的热带，跟树木花草的相遇无须刻意。但进入植物园后，我才意识到，如果没有在这个马来半岛最南端的城市拓殖，这里会一直是植物与鸟兽的天堂。
彭伯伯在电话里说，我到了雾园门口就给他打电话，他来接我。但进了植物园没多久我就放弃了地图，只任意走着。去彭伯伯家学琴时，我总是抄小道。弯弯曲曲的巷子走多了，变成连接彭伯伯和我相处的那些时间的通道。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我那么喜欢待在彭家客厅里，是因为那里有我们家没有的氛围。虽是一样的沙发、茶几、边柜和电视机的布局，但这屋子里没有女人的气息，不会有人让我把香蕉皮马上扔进垃圾桶里去，任它摆在桌面也没什么问题。但类似摆在桌面的香蕉皮这样的细节多了，我发现了彭伯伯和父亲的不同。父亲那时已从电站停薪留职，去广东做生意。最开始进了一批牛仔裤，卖得不错。后来又不知从哪儿拉回一车椰子，大赔。运气最好的时候，父亲靠电饭锅、电磁炉这样的小家电赚了不少。彭伯伯却一直在教书。我练琴的间隙，他点支烟，坐在窗户边翻书，像是不知道世界的变化。母亲不让我学琴后，我还是时不时溜达到彭家去。那时我对彭伯伯的女儿平平嗤之以鼻，女孩子，整天就给洋娃娃穿衣服脱衣服，穿了脱，脱了穿。男孩可不是这样的。一次，我偷了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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