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的中国。小街两边是面粉铺子、牛奶铺子、干货铺子、粮油铺子，卖糖人的、挑馄饨担子的、卖发绳儿的、磨刀的、修鞋的零星分布，人们捏着想象中的粮票在街上散步。从街头走到巷尾便能和恋人相会，递两张晚上的电影票。
但我知道这不是我的乡愁。我的成长记忆里并没有这些符号，我残存的回忆是城市、漫画、大院、少年宫、游泳池、旱冰场、科技馆、VCD租赁店、小神龙俱乐部、素质教育基地、可口可乐工厂，回想起来，它们显得有些空洞，以至于当你长大之后，几乎找不到什么记忆上的共鸣。没有一种别人的乡愁是和这些有关的。最接近的恐怕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找不到的原因是大家恐怕和你一样，谁都没觉得这有什么可稀罕的，于是人们沉默。于是我能获得的是一种更普遍的、被接管的、从文学或是电影或是个人经验里习得的乡愁，这是一种被规训的乡愁，而不是我的乡愁。
即便如此，我还是被这种乡愁突如其来地击中了。此刻我坐在伊斯特别墅外面空地的石椅上，手里捧着几个圆滚滚的无花果和一大盒车厘子，犹豫在被周一休息的伊斯特别墅拒之门外后，除了手上这些购自镇上售货店的廉价鲜甜的水果外，还能收获些什么可以让我觉得不枉此行，就此打道回府。
回罗马。
如今我能想起来的在罗马的大部分记忆都是坐在地上。只有一次失败了。那是到罗马的第二天，我预约了下午一点半参观梵蒂冈博物馆，因此不得不起了个大早试图在那之前把圣彼得大教堂看完。一个教堂而已，一整个上午总归够了吧？然而事实是当我早上八点多到了教堂门口时，发现队伍已经被世界各地前来朝拜的人排满。当我穿越人群好不容易挤到米开朗琪罗的《圣殇》面前时，我立刻就被那样一具雕塑震撼住了，借由美学直感而产生了宗教体验。上一次这样的经历是在卡帕多西亚的黑暗修道院里，在那样一个完全没有光照、只容一人跻身进入的狭小洞穴里，我一进去就被满壁的宗教壁画震慑了，那些壁画谈不上是多么精美的艺术作品，甚至略嫌幼稚和粗糙，它们只是在那样一个艰苦时代，有信仰的普通人所倾心绘制的东西。身处洞穴，面对着这样一些历史曾经存在的证明，任谁都会产生一些疑问，在人们饱受痛苦折磨的时候，在那些国家动乱、民族迁徙、饥寒交迫的日子，为何仍有人将力气花费在这些没有实质性意义的行为上？那个时候，我突然明白信仰是什么了：希望。
另一次宗教体验的时刻是在松赞林寺。我从一个滑稽的集体苦修活动中逃离出来，和几个谈不上熟的人一起去了松赞林寺。我们很快分开活动了。除了两大主寺，康参和僧舍并没有什么人。我一个人在殿内踱步，目之所及是高大的壁画和佛像，周遭极其宁静。我的目光草草地扫过那些宗教故事，然后抬头仰望那尊巨大的佛像，突然好像受到什么感召，建筑原来是这个意思：通过建立一种视觉空间的宏大，展现人类自身的渺小并唤起神性崇拜的心理。因此建筑的起源和宗教息息相关。
身处圣彼得大教堂，你更可以感受到这种宗教场所对于唤起宗教体验的重大作用。仪式、场所、禁令、审美，一切都是为了制造幻觉。然而这个幻觉的出发点可能就是希望。循着这样的出发点，人们得以通向无数可能性的终点。当我按照语音导览移步换景，认真学习那些主教塑像的故事和他们的功勋簿时，我很快开始怀疑来罗马的意义。我可能是站在这里的所有人里最不知道自己在这里做什么的人——我在这之后的某个晚上和房东闲聊时，才知道梵蒂冈满坑满谷的明信片上，那个穿着白袍戴着小白帽微笑招手的家伙是谁。
“你竟然不知道Papa是谁？”房东惊讶道。我住在爱彼迎上订的一个房子里，房东是罗马人，这座巨大的房子里住了好几位房客，有一天晚上我们坐在客厅里聊天。
“不知道。他是谁？”我问。
“什么！你真的不知道？！”巴西房客震惊了。
“不知道。所以呢？”我更加迷惑了。
“别问她了。上回也是个中国人住我这，他也不知道Papa是谁。我觉得这应该是他们国家的一个特色。”房东说。
“所以在中国，没人知道Papa是谁？”巴西房客的女朋友问。
“那么他到底是谁？”我有点失去耐心了。
“你昨儿个去梵蒂冈没看到一个穿白衣服的老头？”房东说。
“看到了。照片到处都是。”我说。
“就是他。”房东说。可这话说了和没说一样啊。
“那么，Papa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我放弃了。
我掏出手机，埋头搜索了一下，才终于搞清楚他们说的是现任天主教教宗方济各，也就是那个无处不在的男人。别说现任教宗是谁了，实际上我对教宗这样一个物种都没什么概念。教宗、活佛、泰国皇室，三大神秘系统。房东这话倒是没错——“在中国，没人关心教宗是谁。”我说。
“不会吧！他可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啊。他，他就像是……美国总统一样的存在啊！”房东惊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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