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
世界上大部分事情都不能按照道理运转。
“我去！”
我试图控制住车头，但轮子在沙路上依然无可救药地打滑，我心里一慌，想着要刹车，右手却向内拧起了车把，那是加油的方向，摩托车不由分说向前冲去——
我第二次把我妈从摩托车上摔下来。公平的是，这次是我和她一起连人带车倒在了地上。
头一次是在瑞西光塔门前，我刚租上这辆摩托车没多久——准确地说，它根本就不是一辆真正的摩托车，应该叫电动助力摩托，但骑着它在蒲甘的公路上疾驰仍然让我感到，我也可以就此撰写一本《禅与摩托车维修技术》。只除了后面载着我妈。我应该已经预感到会发生一些危险，因为我非常心虚地感受到自己正在做一件颇为托大的事。我努力把这种感觉压下去。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我偏要垂堂。把摩托车停在瑞西光塔前时，我就差点儿把它弄翻过去，实在太沉了，两个站在佛塔门前的缅甸妇女热心又惊恐地抢上前来，帮我把车扶稳。我停妥了车，然后和我妈两个被她们的盛意提溜入内。那是佛塔延宕出的走廊，两旁鳞次栉比地排列着各种商铺，卖笼基、T恤、手串、佛塔模型摆件等各类传统和现代交错的旅游纪念品。“来我家铺子看看吧。”女人一手拎着我们的拖鞋，一手张罗我们往她的铺子走。我这才明白刚刚我们被她引导着走进来的那扇门根本不是佛塔的正门。我再一次被她们预支的善意蒙蔽了。我一脸蒙圈。“不。等我们出来再说吧，好吗？”我说。“可以，完全没问题。”女人笑容不减，往我和我妈衣服上别了两枚折纸胸针，“送给你们一个小礼物。”她说。
我有不祥的预感，这绝不仅仅是“一个小礼物”那么简单。
果然，等到我们从瑞西光塔再次走出来的时候，那两个女人一眼就把我们辨认了出来——通过那枚胸针。我们就像两头屁股上被烙铁戳了记号的猪，走到哪儿都是那么耀眼。我顽固地表达了对她们的货物没有兴趣，然后把我妈从她们手里拽了出去。她们立刻变了副面容。“你们迟早会遭报应的。”我仿佛听见她们在内心诅咒。
我走到摩托车旁，试着把它重新推上公路，我妈则以为一切准备妥当，毫无危机意识地跨了上去。就是在这时，我因无力支撑连人带摩托的重量而双臂一软，它轰然倒下，我妈一屁股摔在地上。我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又有些恼火，但最让我不爽的是，我仿佛看见那两个女人此刻正在远处看这一出好戏。幸好另一个缅甸男人走过来，充满善意地帮我扶起了摩托车，对我妈嘘寒问暖。更幸好我妈毫不在意地从地上爬了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像另一个我一样淡然处之，没有对此事表达任何意见。
这个场子我还算没有全部丢尽。
在那个男人的帮助下，我们重新上路，直到离开他一百码之前，我都心有余悸地揣测，他会不会给我指引出另一条通往小商品售卖市场的路，让我再次惊觉他刚才的帮助也是预支的。
这就是我待在缅甸的主要感受：你总能在一开始得到非常好的“服务”，紧接着就会发现人们只是为了从你身上获得什么。是的，我知道服务意味着金钱，全世界都是如此，但在这里，你感受到一种迫切和直接，资本主义至少披着文明的外衣，为你制造某种幻觉，在这里，利益交换是如此赤裸裸，许多情况下，甚至成为近乎乞讨式的索要。贫穷让人们失去了人性的外观，暴露出他们的动物本能。而且他们一点也不在乎。
我非常深刻地体会到了乔治·奥威尔身在此地的感受。现在我要说，我对他此前的冷眼旁观的冷漠评价完全是不公正的。
“我很能理解你的感受。确实，数量巨大的游客在短时间内一下子涌入这个刚刚开放的国度，他们会不可避免地遭遇不好的体验，尤其是作为游客，他们花在酒店、餐厅的钱，与缅甸百姓的人均收入产生巨大对比时，生活在这里的人会认为这些外国人身上蕴含着无尽的财富。”艾玛·拉金告诉我。她是《在缅甸寻访乔治·奥威尔》一书的作者，在亚洲长大，后来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习缅甸语，曾数次造访缅甸。
我没有和她说出更多的细节。比如，在曼德勒的时候，我坐船去对岸一个偏远的小镇参观镇上的佛塔，两个年轻的缅甸小伙殷勤地凑上来跟着我们在各个景点之间游览，用别别扭扭的英语试着介绍每处景点的背景，我误认为他们是热情的当地人，直到最后一刻他们伸出双手找我要钱，并且开了一个不低的价格，我才明白自己是被强行“导游”了一把。“就你这样也算导游？！我拒绝。”我说。事后回想他一路上跟我透露的一些关键信息，我才为没早觉察出那些信息的潜台词而自觉迟钝：“我在念大学，修习印度语。”“我的父亲死了，家里只有我和母亲。”此刻，这些信息变成了他的一个回旋踢：
“求你了，就当资助我上学吧。你付得起的。”他看着我说。
就是这最后一句让我怒从心头起。“什么叫我付得起？我也是很穷的好不好！”说完这话我自己抢先委屈了一步。然后觉得又好气又好笑，我为什么要靠和他比谁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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