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式来证明我不该付他钱这件事？我应该说：“首先，你应该凭自己的劳动谋取正当的利益。如果你的劳动价值没有达到值得付钱的程度，我就不应该付你钱。其次，我们的信息并不对称，并没有经过协商进入一个劳动合约过程。所以，我也不应该付钱。”可是，世界上大部分事情都不能按照道理运转。
事件最后在旁人的劝解中达成和解，也就是说我受制于他们的道德绑架而妥协了一部分。结果他们自己反倒因为分赃不均吵了起来。事后我猛然想起，在缅甸，大学教育是免费的。况且我从根本上怀疑他们是否真的在上大学。
这属于稍微文明一些的情况。另一天，我去另一处小镇，上岸时，已经有数十辆马车等在那里，当渡船靠近，所有的车夫蜂拥而至，瓜分这批游客。如果你不理会他们的吆喝径直向前走，他们就会一直跟着你，在你耳旁一遍又一遍地大声重复着“Hello”和“50000”，“50000”是乘坐马车的费用。他们会跟着你这样走上几百米，像机器人似的，好像不明白你不是没有听见“Hello”，也不是嫌“50000”缅币太贵，而是根本没有坐马车的打算。当你坐在街边吃米粉的时候，他们会继续坐在不远的阴凉处，甚至还会帮你和米粉摊的老板交涉，张罗着一切细节的安排，仿佛已经成了你的仆从，然后等待。
等到你点点头，愿意让他们赚到这笔钱的时候。
他们身上无穷无尽的耐心和毅力，以及沟通的不可能，打破了文明和物种的幻觉。我们不一样。我们并非同一个物种。我是先从他们的眼神中看到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信号，才明白了自己在他们眼中到底是什么。这无关哪一物种更高级的问题，没有高低之分，尽管表面看他们位居生产链的下层，但那只是一个物种对待另外一个物种的方式——就像如今人们屈尊于一只猫，恭谦地将它们称作“主子”，将自己命名为“铲屎官”一样。
没有高低之分，只是非我族类。你可以是人，也可以是一只蚂蚁。但和我都没关系。
这感受我在秘鲁也明显有过。当时我在马丘比丘脚下的温泉镇上的一家餐厅，被他们的壁炉炸出来的火炭烫伤了脚，情况有些严重，当我和服务员解释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时，他的第一反应竟然是哈哈大笑，不是不怀好意的，他就是觉得这事儿和在喜剧电影里看到一个人遇见了倒霉事一样，你不会真的担心那人，只会觉得好笑。一定有许多心理学家研究过同理心的高低与物种亲缘程度的关系。亚洲人或许比印第安人更担心我的受伤问题，日本人或者又比缅甸人更关心我是否对对方产生鄙夷之情。
因此，我才理解了奥威尔反复在作品中表达的那种复杂矛盾的情绪。他既为自己在殖民地做帝国警察——一名压迫者——的身份感到羞愧，又对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可怜人产生无法控制的厌恶。同时，他又为这样的情绪自我厌恶。情况从来都没有那么简单，殖民与被殖民，压迫与被压迫。人之所以高级就在于他有更加精细的心理。当他身处一个遵守另一套社会法则的群体中时，就没法被一套规定性的情绪所左右。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有大量的存在于应该之外的感受，他没有办法忽略。而共同秩序和社会规范的意义，不在于在道德上硬性矫正，在于我虽不愿，但可以去理解，以此缝合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不同。
几天后，我和同事C以及他的女友P在仰光会合。同事是西班牙人，他女友是巴西人。我们此番来缅甸的目的是奉编辑之命做一个和奥威尔有关的选题，某种程度上是在十几年之后重新检验一遍《在缅甸寻访乔治·奥威尔》一书的事实是否有所变化。同事和他女友，我和我妈，我们这个奇怪的组合一起吃了顿工作开始前最后的晚餐——在仰光市中心的潘索丹大街上的一家茶室。茶室现代化而洋气，菜单是改良和高级版的本地菜，缅甸特色的奶茶也如化学实验般，有多种纬度做坐标轴组合，供客人选择。与上缅甸相比，下缅甸的饮食更接近南亚风格。在曼德勒和蒲甘，我总是在吃各种各样的咖喱，到了下缅甸，我总算能吃到正常风格的炒菜，以及Mohinga——一种由鱼汤泡的米粉，和Ohn-no Khau Swe——一种椰汁鸡汤做底的面条。但是，我觉得在缅甸最好吃的东西还是空心菜，无论在上缅甸或下缅甸，城市或小镇，都有炒空心菜可以点，叶嫩杆脆，和苏州的冬笋、扬州的荠菜一样，实属应季美物。第二日清早将我妈送上去机场的出租车，好日子就此结束。
“所以，告诉我，乔治·奥威尔在这里做过什么？”C问。
我大吃一惊：“所以，你还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在这里？”
作为一个在巴西待了七年的西班牙人，C的职业使命感只能到这了，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生活这事儿更重要了。C从不加班，只负责保证自己的分内工作，来缅甸前他正和女友、家人在泰国度假，以至于我们会合之前，由他负责的接下来的住宿、交通以及工作日程都没有定下。可以想见，他对奥威尔并不太关心，作为摄影师，他关心的主要是怎样能拍到一张漂亮的照片。我对奥威尔其实原本也不怎么关心——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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