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突然意识到，时空是不均匀地分布在这个世界上的，在不同的纬度，时间流动的速度并不相同。当我们借助工具在不同经纬度跳跃的时候，也就确然拥有了穿越的办法。
从哈瓦那机场一出来我就蒙了。
我是说，我已经做了一些有关这个国家的功课，知道它是社会主义国家，上网很不方便，城里几乎没有物美价廉的酒店，在爱彼迎上订房时，需要填写“你是哪国人”“为什么来古巴”“是不是美国人”“待多久”“来古巴是否为了援助社会主义建设”这样的问题。这些细节足以让一个中国游客对这个遥远陌生却又在某种程度上有些亲切的国度产生几分疑虑，甚至是一些不安全感，因而做足了心理准备。然而从机场出来时，我还是傻眼了。这是一个国家首都的机场，看上去却同我去过的那些第三世界国家叫不上名字的城市的机场差不多破落。商店的店铺招牌脱落，墙纸斑驳，哪儿都是坏的，无人维修，公共设施形同虚设……
按照每一次降落陌生地的经验，我照例先找ATM机取钱，再找地方办手机网络，然后找合适的交通工具，前往城区订好的住宿处。机场只有两台ATM机，取钱需要填写烦琐的表格，因此有工作人员专门在一旁服务。在取钱这一关我侥幸吃到了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红利，可以用银联卡直接取现。一旁，美国人已经排起了长队，在他们的注视下，我很快取好了钱，接着打听哪里可以买到上网卡。在一个网络不通的国度，网络变得更加重要。
在古巴，你没法购买一张可以直接上网的手机卡，想要上网，就必须先在当地购买一种名片大小的上网卡，刮开上面的用户名和密码，再到有Wi-Fi热点的地方，通过用户名和密码接入网络。一张上网卡可以上两小时网，2至5美元不等——售价如何全凭运气。
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我来到了机场对面的办公楼——那实际就是一排平房——去找专门售卖网卡的办公室。整个过程神秘得像是我要去买海洛因，或者枪支军火之类的玩意儿。正在我晕头转向的时候，一位热情揽活的小哥问我要不要出租车。
“不要，”我说，“我要网卡。”语气强硬。
“啊，网卡，我知道在哪里买。”他仿佛丝毫不介意我不搭他的车这事儿。我犹豫了一下，然后默许了他的热情，跟在了他的后头。
绕了几圈后，我们终于找到了那间传说中的办公室。他进去帮我打听了一下，然后建议我不要在那里买网卡，因为城区更加便宜。嘿，我心想，这人还挺实在。我就是这么掉入了销售陷阱。“好吧，既然这样，你的车在哪儿？”我问。
跟在小哥屁股后头往停车场走的路上，我心里仍然隐隐担忧，这揽客方式也太像黑车了。我已经开始后悔了，为什么我不能谢绝他的好意，自己去找那间办公室？当我们走到他停在停车场的刷着出租车公司标准油漆的车辆旁，我心里的石头才落下来，紧接着，他又让我提心吊胆起来：“稍等片刻，钥匙在我父亲那里。”
啥玩意儿？我又开始嘀咕了，这到底是不是正经出租车啊？很快我就会认识到，在古巴，你得把正经这个词从脑子里提溜起来，有多远扔多远。
过了一会儿，一个胖乎乎的黑人捏着钥匙走过来，朝我点了一下头，然后打开车门，坐上司机的位置，他儿子坐上副驾驶的位置，见我站着不动，才补充道：“我们是家庭生意。”我满腹疑云，但还是坐在了后排。等车驶出机场，仍惴惴不安。小哥说，他父亲不会说英语，所以才需要他陪同。假如乘客有四个人呢？副驾驶谁坐？我心里想。接下来，这对父子开始了西班牙语的家庭式闲聊，不再关注我。他父亲打开了车上的音响，欢快的雷鬼乐充满狭窄的车厢，他父亲一边开车一边随着音乐摇摆起来，直到这一刻我才突然安定下来。不安全感消失了。会听雷鬼乐的人应该不坏吧？我心想。
出租车载着我一路向市区前进。出机场后的一长段路都是荒郊野岭，路修得并不好。我们路过了公路旁的农场和简陋的民房，色彩饶是鲜艳，但满眼仍是贫穷。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汽车驶入哈瓦那老城才好转起来。
路过革命广场的时候，我看见正中央17米高的何塞·马蒂大理石雕像庄严肃穆地伫立在那里，这是古巴最著名的革命领袖和诗人，哈瓦那机场也以他的名字命名。雕像后面是142米高的瞭望塔，这是哈瓦那最高的建筑。广场南侧是古巴最高权力机构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劳尔·卡斯特罗办公的地方。北侧是古巴内务部和古巴通信部。内务部的外墙上有巨大的切·格瓦拉像，以及切·格瓦拉的名言“永远走向胜利”(Hasta La Victoria Siempre)。通信部墙上的头像是另一位革命司令卡米罗，他与卡斯特罗当年共同领导了古巴革命并取得了胜利。
这一幕让我立刻进入时间回旋中，自此之后，我在哈瓦那的几天都像一个找到了时间穿越方法的幽魂，在另一个地理空间上回到上世纪90年代甚至是我未出生的80年代的中国。
1953年7月26日，以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劳尔·卡斯特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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