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瓦那 Havana

首的约160名革命者，攻入了圣地亚哥的蒙卡达兵营和巴亚莫兵营，打响了古巴革命的第一枪。1959年1月1日，起义军进入哈瓦那。次日，宣布成立革命政府。两年后，美国与其断交，并开始对其实行长达五十多年的经济、贸易和金融封锁。这是我们可以在官方资料中看到的古巴历史。可当它以生活的样貌真正出现在你眼前时，你仍感到震惊万分，发现自己从未理解这些话的意思。

我住在老城区中心的一间家庭式经营的民宿里，下楼一转弯就可以来到哈瓦那大教堂。当车子在老城区中心的石板小路上摇摇晃晃地驶过时，眼前充满活力和历史的缤纷色彩的旧城让我惊艳万分，得等到下车步入那栋无论在照片上看，还是真实外表都充满古巴风情的典型古旧建筑之后，才会通过房子暴露在外的红砖、四挂的电线、陈旧的家具，发现它的内里是如此窘迫。我在老城晃荡一圈之后，目之所见，无不如此。那些壮观的建筑内部，几乎是以废墟的面目呈现，楼梯崩塌，壁断垣残，它们就那样触目惊心地存在着，无力也不在意似的展现自己的颓败。

我在一家曲径通幽的家庭小窗口买到了上网卡，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回到自己的房间，想要和文明世界取得联系。一等到连上网，我就开始疯狂搜索，试图搞清楚这个国家为何如此神秘。维基百科说，1996年开始，古巴通过卫星信号提供网络宽带服务。在这之前，任何试图扩大古巴互联网连接的举动，都需得到美国财政部的许可。由于卫星接入昂贵而缓慢，且政府态度谨慎，长期以来互联网发展极慢。现在，古巴的互联网连接率排美洲最末，约16%的古巴人使用网络，其中多数都只能在指定的单位、学校或青年计算机俱乐部上国内的局域网，仅有2.9％的古巴人能在国内不受限制地浏览世界各地的网页。为了提高网速，委内瑞拉、古巴和牙买加三国还合建了一条海底光缆。

当我走出房间，同这个家庭民宿经营者的侄子闲聊时，我忍不住抱怨：“为什么你们这里上网这么困难？没有互联网你不觉得特别麻烦吗？”他说：“你知道，是因为美国。”那句话中包含了某种客观的正义性和并不在乎的乐观，仿佛他们从来都是这样，早已习惯。他是家庭中唯一会讲英语的人，因此负责接单和与客人沟通。此外，我只见到过一次家庭的主人，那是一位年长的女性，戴着眼镜，白人，平时客厅就是她的办公区。见到最多的人，是负责清理打扫和准备餐食的黑人女佣，她只会说西班牙语，喜欢抽当地最土最便宜的那种没有滤嘴的烟。她每天勤奋地很早起床，然后活力满满地开始一天的工作。有一天，我找她借了一根烟，我们一起在阳台抽了一根烟，那时候我突然体会到存在于古巴人身上的那种天然的快乐。这种快乐是街对面粗糙的酒吧用劣质音响播放的震耳欲聋的牙买加音乐，是街头巷尾倚靠在自己闪亮的老爷车旁身着廉价而亮眼的西装冲相机镜头露出两排牙齿的司机，是每一间没有菜单的酒吧里都有的自由古巴和莫吉托，也是那些不解地拉着一堆又一堆的游客去远离城区一小时车程的海明威故居的向导在一旁等候的耐心。当我开始找到这种快乐之后，我不再购买上网卡。

物资紧缺的古巴至今还实行着配给制的经济原则，因此，在老城区里，你能看见记忆中熟悉的景象：人们在布店、食品店、商店门口排着长队，手里捏着各种票券，等候商铺开门，购买日常所需用品。而所有的店铺依然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商店的样貌：稀少而简朴的货物放在玻璃柜台内，或是后排的货架上，需要向营业员指出要哪样东西，它才会被从货架上取下，放在你和营业员之间的柜台上。几乎没有什么快餐店，倒是有类似美食广场那样的综合食品店铺，走入后，既有卖汉堡、肉类简餐的柜台，亦有卖各种生肉熟食的外带柜台；而在排着长队的那个狭小的地方，会有一个店员从一个大桶内取出一袋一袋的牛奶，与居民手中的奶票交换。

是的，在这里，即便有钱你也买不到太多东西。而我居然在一家小小的杂货店买到了棉条，实在超出了我的期望。虽然只有独独那一种品类，已令我足够惊喜。看样子那包棉条并不是当地居民会购买的东西，因为包装上蒙满了灰尘，似乎放置已久，无人问津，好像写着资本主义四个大字。城区最高级的服装店是一间橱窗里展示着各种棉质的纯白衬衣和裙子的店铺，走进去之后，目之所及所有的衣服都是白色棉布制成，像是供应给最上流的顾客。讽刺的是，服装店的旁边就是一家小小的纺织厂房，透过窗户，能看到穿着纺织工服的各种肤色的男工和女工坐在缝纫机前，专心地踩着机器。这一幕实在太过荒诞。更荒诞的事情是，从南美一路北上到达古巴的我，在巴西、秘鲁和智利都几乎见不到什么中国游客，在古巴却见到乌泱乌泱的中国人，有些是美国上学过来玩的学生，还有很多则是从国内专程飞来。这让我怀疑自己是否应该在填写来古巴的理由时，选择“帮助支援社会主义建设”那一项。

游客最多的地方并非哈瓦那大教堂、圣弗朗西斯科广场或是博物馆——所有这些公共建筑无一例外地破败，博物馆更是一个完全的卡斯特罗和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