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清楚。只有一个问题，罹患巴托比症的首要条件是，你必须已经写出了一本《麦田里的守望者》。
我还在等。
在酒店送走M他们之后我回到了一个人的房间，一开始我非常不耐烦和人相处，现在则感到一种无法忍受的安静。大概是这种共同经历所缔结的友谊促使我在最后一天赴了达克的晚餐邀约。他独自租住在离我酒店不远的一个公寓式旅馆里，进门我微微吃惊，局促的客厅中央摆好了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餐桌上摆盘精致，我颇觉得有些尴尬，因为这看上去过于罗曼蒂克了。不过我没心思琢磨摆盘背后有没有别的意思，只顾着和他大吐苦水——我对每一个人散发负能量，这持续有一段时间了，他只能跟我说一些心灵鸡汤。在过于聪明的中国人眼里一切都是心灵鸡汤。又或者，我在思考，心灵鸡汤和伟大哲理的真正区别在哪里？我最后认识到这位目前自由职业的两个孩子的父亲，的的确确是自由、无用且不感到一丝焦虑的。不过在当时，这顿晚餐并没有解决我的问题。
南极同样没有。
我们中午12点起跑。我很快发现想要按照前一天热身跑时估摸的配速是不可能的，我的速度不断降低。在到达第一个补给点前每个人的差距已被明显拉开了。难度越高，标准差越大，离散程度越大。我们离散得十分透彻。近乎失踪。补给点提供的东西相当丰富，饼干、巧克力、坚果、热水和可乐。组委会甚至在雪地里搭建了简易的厕所。第一个补给点大约在6公里处，我们的三层衣服已经被汗水浸透，我也得不断调整雪镜，试图让雾气散去。路上风景奇异，远离营地之后，景象更为空阔浩渺，像是在外太空的异星球，若有上帝俯视，这画面一定相当可笑，在巨大的宇宙背景下，一列渺小的人类哼哧哼哧地跑着，做徒劳无力的无用功。穿越强风段时，气温果然骤降，汗水冷却，回收体温-40℃的风不讲道理地刺向每一寸身体的缝隙，逼得人只能加紧通过。这之后，体力与心气都开始崩塌。雪地坎坷，脚步变得更加迟滞。前半程好不容易结束，我回到营地，感觉已经耗尽力气，加之衣服湿透实在难受，我跑回帐篷换了身内层衣服，出来的时候，恰好看见盖瑞冲刺终点的那一刻。理查德、摄影师等人上前同他拥抱。他异常淡定，神情木讷，既不喜悦，也没体现出任何疲惫。重点是，他仍然是跑着冲刺的。我看了眼手表，3小时17分。
眼下还不是感悟的时刻，我再度离开营地。
“准备好了？”
“嗯。”补给站的人点点头，把我的姓名在本子上勾掉，证明我离开了。我回到跑道上，继续完成比赛的后半程。
我知道后半程更加艰难，脚步变得无与伦比地沉重，但此时你除了完成这个42公里的挑战，没法停下来。也许我就是因为半途而废、始乱终弃了许多事情，才试图用这样一种自我折磨的办法把自己逼到一条不得撤退、没法掉头，也不可能停在原地的窄路上。在这条路上，不管多痛苦，你都得跑完它。
从南极回来之后再次开始跑步已经是我在复活节岛的最后一天。复活节岛也有马拉松比赛这件事让我非常惊奇，我不知道在这个岛上要怎么设计出一条路线才能让人跑完42公里。如你所知，它实在是太小了。最后一天我沿着另一条不会出现在任何观光团里的路线跑到了海岸边，然后又跑回来。三个月后在日本名古屋，我还有一场比赛要跑，不得不保持一定的练习。每当此时我都会咬牙切齿、真真切切感到后悔，那一刻到底是怎么鬼使神差决定要报名？这些提前许久报下的比赛，不均质地分布在我未来的时间线上，成了一个个不得不拔掉的刺点，在点与点之间，我只能等待。以及练习。
“你知道，既来之，则安之。”在我抱怨完岛上的网络状况后，巴勃罗安慰我。
“可是我太焦虑了。”我说。
“哦？为什么？”
“因为我想工作。”
巴勃罗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说：“好吧，你愿意来后院聊聊吗？我饿了想吃点东西。”
于是我们穿过厨房，他给自己弄了点儿吃的，我们在后院坐下来。巴勃罗打开他的笔记本，问我：“嘿，你知道‘忘’为什么写成这样吗？”
“不知道。”我说。
“上面一个‘亡’表示死亡，这表示你心里有东西死亡了，所以就是忘记的‘忘’。”他说。
直到这时我开始真正惊异于巴勃罗的中文造诣了：我在这个距离最近的大陆也有3700公里的太平洋孤岛上，居然认识了一个通晓中国文字的智利人！而且，他在教我说文解字。
“那么你知道‘息’为什么写成这样吗？”他又问。
“不知道。”我开始期待他会怎么说了。
“因为‘自’像一个鼻子，人们说到自己时总会指着自己的鼻子，所以‘自’表示自己，你的心脏跳动，鼻子出气，所以是‘息’。”他说。
“太邪门了！”我跳了起来，“你是从哪儿学到这些的？”
“我在日本待过两年。借宿的人家男主人是个老师，我是跟他学的。”他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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