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极 South Pole

厅里突然看见这么一大拨人而感到非常兴奋，像跳入海洋球的小朋友一样加入了他们，兴致勃勃地和每个人聊天搭讪，简短地了解他们的一生，随后就陷入了担心：我会不会是最后一名？看起来这很有可能。随后的几天我一直在这种忧虑中，直到我得知了两个消息：第一，我们中有一个超级大神，差点入选本届的里约热内卢奥运会，全马最好成绩是2小时17分；第二，我们中还有一个人毫无经验，南极是他的第一次马拉松比赛。前者非常好辨认。他叫盖瑞，来自爱尔兰，体格精瘦袖珍，总是形单影只，沉默寡言，自带一股神秘冷峻的气场，令人难以接近。到南极后，我们所有人都处在咋咋呼呼的旅游者状态里，大家好像不是来参加比赛的，更像是来参加一个派对，只有盖瑞始终紧绷着，像一只养精蓄锐的猎豹。

后者呢？理查德没有说他是谁，他放出这个消息只是为了让诸如我这样的家伙别太紧张，自然不会公布那个人的姓名。不过，随后我意外得知了他是谁。那是一个来自蓬塔本地的选手，我们在餐厅门口聊天时他非常腼腆率直地告诉我，这是他第一次比赛。我安慰了他两句，就非常开心地回帐篷去了。

澳大利亚人达克是和我最熟悉的一个选手。实际上和他相处总让我有些不自在，他身上有一股过于抒情的文艺青年气质，让人无所适从。我们最开始是在去南极前的机场里认识的，彼此寒暄后，他问：“所以你写的是什么样的书？”我吃了一惊：“你怎么知道的？”“哦，是通过网站上的简介。”我这才发现，原来真的有人把南极马拉松官网上每个选手的简介通读一遍。他说自己也在写一本书，希望能和我聊聊。达克身材修长，长着一副非常接近亚洲人的面孔，学习语言学，会说六国语言，曾经在印度生活过许多年，然后一路迁徙，辗转不同国家，最终定居澳大利亚，妻子是越南人，育有两子，大儿子在学习小提琴。我会这么了解是因为从南极回到蓬塔后，我在蓬塔又待了几天，去百内国家公园玩了一圈，在蓬塔的最后一天，达克请我去他那儿吃饭。一开始我并不想去，从南极回来后，我陷入巨大的失落，整日待在酒店闭门不出，自我反思和厌世。W、M、Z在回来的第二天中午就匆忙登上了回圣地亚哥的航班，中转回国。一直疏离于我们的S自然也不会再和我联系。无论如何，和我相比，他们与世界的联系要密切许多。W身居要职，某一晚我们几个散步去找餐厅吃饭时，W感叹：“要在深圳，我是万万没有这样陪你们散步的机会的。”Z在南极每天都要和家人打很久的卫星电话，一有网络头件事就是和两个孩子视频。M最潇洒，没心没肺，看上去永远不会不快乐。他们总是用不完卫星电话的时间，就让我去打，只是我枯坐在电话亭，想来想去也不知打给谁，最后只好原样归还电话卡。离开蓬塔的前一晚，我和W、M三人深夜出去谋食，这个小得可怜的海滨城市所有的店都打烊了，最后我们一路走到了整个蓬塔最豪华的那栋建筑，它伫立在这个破破烂烂的南美小城之中，简直像废墟中的巴别塔，格格不入。等我们走近才发现这是一个酒店——还能是什么呢？不管怎样，我们走了进去，顶层的天空酒吧还在营业，全世界酒店的天空酒吧都是一个样。我们找了个位置坐下，几乎没有任何服务可言，大概因为这个点真的只有这里还营业，所以人满为患，服务员应接不暇。好在食物尚可以，我们喝了点酒，现在我已经完全想不起来那一晚我们聊了什么，只觉得前一天还在不似人间的南极，后一晚就坐在那个浮夸的夜店听着糟糕的电子乐，这感觉太恍若隔世了。在这种极为迥异的环境之间穿梭，有时候我能努力地适应，有时候则感到迷失。

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后我先是回到了上海，在上海像游戏人物般晃荡了两天后终于回到了已经陷入雾霾绝境之中的北京。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的时候，我从窗户向外望去，好似来到寂静岭。

在北京，由于恢复了坐地铁的习惯，我又开始使用Kindle了。如果说冬天有一点什么好，那就是你可以穿有很大口袋的外套，什么都可以一股脑装进去，包括一整个Kindle。当你出门时双手空空，你就觉得自己和这座城市紧密联合在一起，以天为被以地为床，无论把你扔在哪里，都可以步行回家。夏天时我通常就带一把钥匙和一个手机。从南极回到蓬塔，又从蓬塔回到智利中部后，我就又回到了夏天。在圣地亚哥、复活节岛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我就只带着钥匙和手机乱转，同每一个迎面走来的人微笑，感觉自己成了南美大陆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在地铁里看一本名叫《巴托比症候群》的书时豁然开朗，这是一本饶有趣味的獭祭书，虚虚实实列举了许多作家和他们的作品，这些作家无一例外都是巴托比症的患者。所谓巴托比症，就是指那些拥有写作天赋或已经取得写作成就的作家，某一天起却拒绝写作，开始了长达几十年之久对写作说“不”的生活。卡夫卡、塞林格、兰波、梅尔维尔都是如此。对我来说，这本笃定地肯定失败者的小书，无疑比去趟南极要来得安慰得多。也便宜许多。亚马逊的电子版只要12块。在塞林格长达几十年的不动笔的时间里，他在干吗呢？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