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湿漉漉的，会众走下圣·博尼费斯宽阔的台阶，很快便四散开去。有关这种怪病的消息已经传开，恶劣的天气和疾病让大家提心吊胆，甚至在做礼拜的时候，邻居们也彼此离得远远的。在正常时期，去教堂做礼拜是许多农民家庭唯一喜爱的社交活动。可现在并不是什么正常时期。
人群散去后，只有约翰·考普还在那里逗留。他的这个习惯已经保持了很多年。每一次弥撒结束时，约翰都会把教堂走个遍，检查教堂里的长凳，确保跪垫放回了原处，同时确保人们没有落下任何东西——围巾、帽子，甚至是诵经用的念珠——他将这件事视为己任。如果发现得足够及时，大多数被落下的东西都能立刻归还给失主。教堂后面的箱子里连一件失物也没有，约翰对此感到特别自豪。
他这么做，不仅仅是因为他胸怀宽阔。他早就习惯了在任何一场聚会结束后留下来，给别人先离开的机会，尽可能避免别人走在他身后。他曾经见过那些年轻人模仿他走路的姿势，先是伸出右脚，再踉踉跄跄猛地向前迈一步。他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症，因此，他很早便知道，他没办法改变自己有一只脚畸形的事实，也没办法改变周围的人对自己的看法。他能尽力做到的便是，调整自己的日常习惯，不给别人留下嘲笑自己的机会。（感谢上帝，克里斯蒂娜没有只看到他那条畸形的腿，而是看到了他的本性。每一天，他都对这件事心存感激。）
“谢谢你，约翰尼。”荣格尔斯神父大声对他说道，随后便消失在了更衣室后面。约翰挥了挥手，继续往前走，唯一陪伴他的是熏香味。克里斯蒂娜应该带着孩子们回到家了，这时候，她应该正在做晚餐，孩子们应该正在玩游戏。他的脑海中会清晰地浮现出家中的场景，想到这儿，他便微笑了起来。他希望荣格尔斯神父能够停下来，跟他聊一会儿，这样他就可以说：“哎呀，我得回家了，我的家人正在等我呢。”他很喜欢自己“顾家男子”的形象。他一度觉得自己这辈子就没有这个命，不可能有家室。遇到克里斯蒂娜的时候，他年近三十岁，可她比他要小十岁，那时候，他已经开始相信——害怕——家庭生活以及属于他自己的家庭，离他越来越远了。
完成了给自己布置的任务之后，约翰戴上帽子，走出教堂，走到了空荡荡的台阶上，一心想着克里斯蒂娜为他准备、等他回家吃的那顿晚餐。一辆马车还停在街上，那匹套着挽具的骟马正伸长了脖子去够路边长出来的虎尾草。约翰认出那是加诺威医生的车。他猜医生可能在等荣格尔斯神父。弥撒结束之后，医生和神父经常站在门厅或是台阶上讨论着不同的事，所以他也没太注意那辆马车，而是转身朝家中走去。
“考普先生。”约翰还没走远，医生便冲他喊道。后来，约翰想起来，医生当时叫他“考普先生”，而不是“约翰”或“约翰尼”。“考普先生。”约翰惊讶地转过身来，面向医生。
“我能和你说句话吗？”医生轻轻地走下台阶，走向约翰，这让约翰感到更加惊讶了。过去，都是他走向别人。医生的大衣迎风敞开，约翰情不自禁地想到了一只准备展翅高飞的大鸟。他后退一步，稳住身体，然后一瘸一拐地走上前去见医生。
“考普先生，”医生又叫了一遍，然后伸出手来，“我想你现在可能有空，能帮我个忙。”约翰摘下帽子，用双手拿着它，接着才意识到医生想要跟他握手。
“什么都行，加诺威医生，只要我能帮得上，什么忙我都乐意帮。”他热情地握着加诺威的手，猛地晃动了几下，话音刚落，他便提高了嗓门儿，不过，他并非有意听起来不自信的，他是真的想帮忙。如果能帮助像加诺威这样的人，他会觉得非常荣幸。约翰觉得，他之所以会这么觉得，并不只是因为加诺威的医术高超，虽然这一点就够了，还因为他对待约翰和他家人的态度。医生去过他们家好几次，第一次是去接生，后来又去治好了克里斯蒂娜的一些妇科疾病。每次来，他对约翰和克里斯蒂娜总是以礼相待，约翰见过他是怎么对待社区里的其他人的，所以知道他并未区别对待他们。虽然医生从来没让他觉得自己低人一等，但约翰从未忘记过，两人在生活中的地位有着巨大的差距。在医生面前，他挺直了腰板，有些担心自己会做错什么事或说错什么话，每次跟医生讲话，他都觉得很紧张。
加诺威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个男人有些不安。
“我需要一个帮我驾车的人。”加诺威说，“我遇到了一些挑战，很难跟上事态的发展。”他清了清嗓子，“我指的是这种新的疾病。它正在给我们带来巨大的麻烦。”
约翰知道那种疾病。镇上的每个人都知道。店铺缩短了营业时间，因为帮忙看店的人病得太重，没办法来店里。他刚参加完的那场弥撒就没有多少人参加。似乎每个人都染上了什么病。不过，他倒是没有为此感到担心。他和克里斯蒂娜不喜欢与别人来往，而且他的孩子们年纪太小，用不着去上学。他们一家都很健康。对他们来说，这场流感似乎是个有趣的话题，用不着他们担心。
到家时，约翰觉得自己足足有十英尺高。克里斯蒂娜在等他吃晚餐，孩子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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