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一直没松手。“我知道您知道埃尔莎是谁，爸爸。我不是那个意思，”她扭头看向睡梦中的男孩们，“我想让妈妈见见孩子们，也希望他们认识认识您。我已经很久没见过您了。”一团团白气从她嘴里喷出来，这番话说出口对她来说很不容易，也压根儿不是她的心里话。她不知道火车上的那个男人是活着，还是死在了铁轨旁的某个地方，她也不知道殴打他的那几名男子和那些目击者后来怎么样了。在那个混乱的时刻，人们到底建立起了怎样的密切联系呢？她想到了当时坐在过道对面的那个女人。虽然那是在犯罪，她知道，那绝对是在犯罪——如果那都不算，那人们觉得什么才算呢？——但是，那节车厢上的人都表现得仿佛那件事没有做错一样。到底犯了什么罪呢？第五条戒律严厉谴责各种形式的虐待行为。人生在世，仅此一遭，所以我们必须弄清楚这辈子该怎么过、不该怎么过。谈到那个男人，谈到她的沉默的时候，她又能对上帝、对自己的父亲说些什么呢？

谈到沉默——甚至连过来告诉格尔达火车即将到站的行李搬运工也始终面不改色，表情令人难以捉摸。他走到她身后，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吓了她一跳。她抬头看见他拿出一张写着“西点站”字样的小卡片，却什么也没说。难道他不知情吗？难道只有她所在的那个车厢的人目睹了那件事吗？等到火车到达她的目的地时，车厢里的其他人早已静下心来，沉浸在各自的思绪中，那三名男子依然在火炉附近的地板上睡着觉，一点也不在意火车的晃动。她羞于——是真的羞于——面对任何人的目光，于是，她眼睛盯着雷的金发，一手搭着弗兰克的肩膀，下了火车。

“我需要跟你谈一谈那个男人，”行李搬运工帮她取回行李的时候，她悄声对他说道，“那个男人——出事了……”他并没有转过身来看她，于是她把手放在他的胳膊上，希望引起他的注意。他先是看到了她的手，发现她离得那么近，便露出了惊讶的表情。他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退，又突然指了指自己的耳朵，摇了摇头。格尔达这才意识到，他所谓的耳朵，只不过是一片残缺不全的鲜红色的疤痕组织，到底是冻伤的，还是烧伤的，她无从判断。他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便笺纸和粗短的铅笔递给她。格尔达盯着他手里的那一小块白纸看了一会儿，仿佛他递给她的是一只小动物。她摇了摇头。把那些自己难以想象的事情写下来，她想都不敢想。

而现在，她父亲似乎并不比那个行李搬运工强，他也听不进去她说的话，可她还是得说。“一个戴着卷边毡帽的男人在皮尔杰附近的某个地方上了车。”虽然她一张口，便意识到自己谈到的那些细节并非重点，可她还是开口了。那些话还未说出口时是那么沉重，可等她对着父亲说出来时，听起来却没了分量。他是个坚强的人，也希望别人坚强。在她小时候——很小的时候——他干杂活儿时常带着她。他教她如何给一队马儿套上挽具，如何把手伸到颇有耐心的马儿的双腿之间，将马颔缰固定到肚带上；教她如何借助全身的重量来转动轮式手柄，碾磨谷物；教她如何毫不费力地叉起堆在一起的干草来喂牛，用这种办法，她无须做任何多余动作，便能既轻松又安全地叉起干草，原地转动身体，把它们丢进干草棚的活板门里。有一天，她一脚踏空，连人带干草叉摔到了活板门下面硬邦邦的地板上。他透过格尔达头顶顶棚上的一个方形小口俯视着她，脸上流露出的是愤怒而非担心。他想知道她犯了什么错，是不是一次叉起的干草太多了？他曾告诫她，让她离打开的活板门远一点，难道她没听见吗？干草叉下落时，叉子的尖头刺破了她的右腿，让她在地板上动弹不得，可她感觉不到疼，只觉得害怕。“对不起，爸爸。”她说，“对不起。”她把干草叉从腿上拔了出来，但是没有告诉父亲，还一直遮着伤口，最后伤口感染了。她记得，自己醒来时发着烧，一位医生弯下腰小声对她说道：“你在想什么呢，孩子？”他看病时很温柔，但温柔中又带着点责备，举手投足间像极了她父亲。

他们一路颠簸地驾车回家，为了把声音化作一字一句，她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那感觉如同做着繁重的体力活，即便如此，她还是说个不停。她向他谈到了那个男人、那场流血事件，以及骨折的声音。讲完后，她端详着父亲的侧脸。从她口里讲出的那些事实浮在空中，看不见、摸不着，在这个夜晚震动着他们周围的空气。

父亲的鼻子长又直，浓密的黑发从前额垂下，嘴角下垂，所有这些特征，他都遗传给了她。她很熟悉他那张脸，就像熟悉自己的脸一样。她上一次见他还是七年前，当然，时间让他不像过去那样生她的气。她用他的名字给自己的一个儿子起了名，难道他真是铁石心肠吗？她只知道，他一直目视前方，双手拉着缰绳，一声不吭，像是在谴责她。难道他没听见她说的那些话吗？

她想伸手摸一摸他的胳膊、他的肩膀，感受他的体温。她想再次被他搂入怀中，以此来确定这世界并非她突然觉得的那样，是一个令人恐惧的地方。她低头看着自己那双手，手上戴着丈夫用牛皮和兔毛给她做的连指手套，她想伸手靠近父亲，可他的沉默让她打消了这么做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