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住这屋子。这是公房，不用交回厂里。”
琳琳不想听见“死”字，要去哄她，奶奶却少见地不开玩笑，当一件正经事说。这个家里很少进行有用而认真的谈话，有什么事一两句话就含混带过去了，聊天说的全是别人家的八卦，眼前的问题一个字不提。
“先让他好好照顾您。”琳琳说，“他还拿工资呢。”
“他身体也不好。”
琳琳发现，她理想的母慈子孝的图景总也实现不了，就像爸爸当年说要下海做生意，那些豪言壮语也实现不了一样。他的计划总是在变，餐馆、超市、游艺厅、麻将室，琳琳想象不出爸爸当个小老板的样子。那些想法停留在口头上、酒桌上、电话里，斗志满满、得意扬扬，好像宏图伟业没开始就已经完成。前些年，他对奶奶说的那些话、吹的牛皮，琳琳听见都替他脸红，好像羞耻心全部遗传给女儿，自己一点没留。
有一次，妈妈对他说：“你不如去找个看大门的工作，一个月也有一千多块钱。”他大怒不止，在家摔了两个玻璃杯，出门扬长而去，随后赌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回来。然后，海鲜超市又变成游艺厅，说来说去，还是要钱。
奶奶问琳琳：“听说你爸要创业，你妈不肯给他钱？他们俩还打架吗？”
琳琳摇头说不知道，装傻装习惯了，好像一切都无所谓，爱怎么闹怎么闹去。奶奶说：“唉，我还能活几年呢？”
之后，她又活了好几年，最后两年多跟爸爸生活在一起，她叹的气更深、更长了。琳琳想过在奶奶睡觉的那间屋子里想办法拉线过来，墙上再装一个电视，奶奶也同意了。爸爸在一旁听见，说：“再装个电视，你奶奶就连里屋都不出来了，人一点儿运动没有，那可不成。”
琳琳没理他，坚持要买，过两天奶奶打电话给她，让她别买了，又是那句话：“别瞎花钱了，我还能活几天呢？”
琳琳又打电话给爸爸，他含糊地说：“你奶奶自个儿不想要了。”
当然可以不理他们，直接安装就行，可是她没这么干。很多次，她坚持一下，就有另一个较好的结果，最后都退缩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琳琳想，算了吧。
唯一的电视遥控器永远拿在爸爸手里，声音和画面填满他的眼睛、耳朵以至整个大脑，仿佛遥控器成了他的身体器官，手边常摆着一小杯白酒，有菜要喝酒，没菜也要喝。
奶奶就枯坐一旁，没事可做，过了一天又一天。自从那次电视没买成，琳琳莫名觉得灰心，想说的话，时常到嘴边又咽下去，好像不合时宜。琳琳的叔叔姑姑们都认为这安排挺合理，两个人各取所需，亲母子住在一起，再合适不过了。琳琳有次跟二叔打电话抱怨，说爸爸太懒了，奶奶有事总叫不动他，二叔说了一句至理名言：记住，永远不要说老人身边照顾的人不好。
放下电话，琳琳想，没人想给自己添麻烦，甚至连她自己也觉得这样凑合下去也行，不就是不能看喜欢的电视节目，怎样呢？一周的剩饭也吃不死人。隐隐约约地，她觉得这些细小的问题昭示着某种可怕的将来，以小见大，可想而知。除了担心，她更害怕那些未知的影子。有时候，正端着碗吃饭，米粒咀嚼出甜味，就突然想起一些曾经发现却又忽略的细节。
琳琳每次回去，都帮奶奶洗澡，用一条搓澡巾擦遍她的全身。奶奶扶着卫生间的水池，或者坐在马桶上，湿淋淋的，水汽蒸腾。奶奶低着头，琳琳从她的脖子开始向下，到背，到腰，然后回到肩头，再顺着胳膊向下，胳膊上有一块青，琳琳问：“哪儿磕的？”
“那天夜里，从床上掉下来，在地上躺了半宿。”
“怎么不叫我爸！”
“他睡在外头，听不见啊。”
“那就让他在这屋里睡，放一张行军床，夜里有事好叫他起来。”
“算啦。”奶奶说，“他身体也不好。”
奶奶去世后，琳琳觉得她睡了半辈子的那间屋里余音绕梁，好像五十多年说过的话都在里面挤压着、堆叠着、吵闹着，最后化为一片无声的混沌，言语腐败成泥。琳琳坐在床沿，望着空空的枕头，枕巾倒是一块清洁干爽的毛巾，像是新换的，揭开枕巾，底下的白底绣花的枕套一片漆黑，很久没洗过了。奶奶是那么爱干净的一个人，琳琳忍不住哭起来。
奶奶去世那天，爸爸发短信给她，说你奶奶咽气了。当时她正在开例会，手机调成静音，偏偏那天领导的废话特别多，东拉西扯，她习惯性地走神，望着会议室窗外两棵光秃秃的大杨树。一夜北风过后，早晨的天空是少见的碧蓝清透，阳光暗淡，带来一层轻薄的温暖，杨树枝上跳着几只麻雀。同事们忽然哄笑起来，琳琳没听清领导说了什么，他讲的笑话一向很拙劣。
散会之后——琳琳清楚地记得那天的所有细节，散会之后，她捧着保温杯去茶水间接热水，翻翻手机，在两三条广告信息之后，看见爸爸发的短信，竟然就这样通知了她。
立刻打电话，座机没人接，又打爸爸的手机、姑姑的手机，打了一圈，最后二叔接了，说他正要去买寿衣，开着车呢，不方便说话。琳琳又给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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