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让他好好听人家的话。
绿灯亮了，我们跟着人流一起向前走，电影院就在对面的商场里。她说：“你哥哥的事，你提了没？”
“还没。”我说，“你说，他们会介意吗？”
“无所谓。反正我不介意。”
我们走进商场的一楼，先买了两杯热咖啡，然后乘扶梯上楼。电影开场还要等一会儿，我们坐在某一层的休息区里，慢慢地喝着，橱窗里的模特已经换上了春装。她被一条裙子吸引了，去店里试穿。咖啡在杯子里慢慢变凉。我忽然感到一种自由，已经存在很久但我并没意识到的自由，从模糊的轮廓里渐渐浮现：我哥哥早已不重要了。他不能再吸引父母的目光，也不能再占据任何人的生活。即便所有亲戚都对我说，以后你父母不在了，你要继续管啊，我妈妈也没说过这种话，没有从我这里套取任何承诺，尤其是当我很小的时候，大义凛然地说一句“好！”其实再容易不过，就像每个小孩子都说将来要当科学家一样。
她没有这样要求我，我爸爸也没有。他们只会用日复一日的活着告诉我，让我明白日子应该这样过，谁也不能放弃谁。那些早就流逝的时间和人影、发生过的事情，并不能一笔勾销。多年后，在一个平静到近乎幸福的时刻，我想到的是我哥哥。
三
我带着方好去我父母的家，先坐地铁，再搭公交车，晃荡一个多小时之后，她用开玩笑的口气说：“刘冬，你真的是北京人吗？”
我搂着她的肩，窗外的景色越来越不像方好熟悉的那个北京。马路两边种满杨树，公共汽车就在绿荫中行驶。从我记事起，这些树就是这么粗、这么茂密，好像停止了生长，也许因为那时候小，看什么都觉得高大。我坐在我爸的自行车后座上，车把上挂着几袋子东西，有中药、西药、从医院买的护理垫，有时候，也给我买一根冰棍或者几包饼干。
到站了，我们下车，在公交车站找到一辆拉客的电动车，这才是最后一程。途中经过公共汽车总站，偌大的场地里停着各个路线的大巴。从前，进城的公交车只有一条线，要带哥哥去大医院看病，搬着轮椅排队，上车下车，大费周章，现在开通的线路多了，车上就没那么挤。我妈妈去世前不久，曾经计划买辆二手的小汽车，为了带我哥哥上医院方便，她不在了，买车的事就不再提。
这些细节其实早就湮没无迹，但是一回到这里，带着灰尘味道的空气和风、路边的树、灰红陈旧的楼房，好像又返回了那些千篇一律的日子。那家兰州拉面馆还在老地方，招牌换成簇新的蓝字白底，原来一条街的招牌都被统一成这个样式，齐整得近乎呆板。我跟方好说，晚上我带你吃这家的拉面，不知道老板还记得我吗？有些地方已经变了样，平房都被推倒，原地长出一大片新建的楼房，比我们家的老房子高得多、密得多，大城市蔓延的触手也渐渐伸到这里来了。自从那年把我哥哥送进托养所，把家门一锁，我就没再回来过。
当然我也变了，我长得更高，显得更成熟，身边还多了一个年轻好看的姑娘。她轻快地跳下车，让我拉着她的手。小区里外停满了汽车，一个熟人迎面走来，手里拖着一个买菜的小推车。他先认出我来。
他问我在哪里上班，我跟他解释了一下我的工作，又问我结婚没有，眼睛往方好身上看，最后问：“你哥哥还在福利院？”他们总以为是福利院，我跟很多人解释过了，那叫残疾人托养所。福利院不收他这么大的孤儿。
我含糊地应答，然后拉着方好往里走。从前的自行车棚拆掉了，全改成停车场，院里显得很拥挤。我家在靠近大门的第一栋楼，从卧室的窗户可以望见大街，这么久没回来，一走进熟悉的楼道，就觉得也不过是昨天刚刚离开。方好上楼的时候，差点被一户人家门口堆的纸箱绊倒。楼梯显得特别短，几步就跨上一层，我掏出钥匙，这钥匙一直挂在随身的钥匙扣上，跟我自己的住处和办公室的抽屉钥匙拴在一起。
门打开，屋里静悄悄的，一切原封未动，仿佛被凝固在一块透明的琥珀里，我们走进来，是打破了它。我走之前，用几块旧床单把桌椅、沙发、电视机、我妈妈的电脑、冰箱和洗衣机都盖了起来。如今花花绿绿的织物上积满灰尘。
按照说好的计划，我们先动手打扫，把所有的床单都揭下来，拿到阳台抖落灰尘，然后折起来放在一边，打算丢掉，露出来的家具电器，还有那排开裂变色的人造革沙发，统统用抹布擦干净。水龙头流了很久的黄水，终于变得清亮。方好说：“这房子能卖多少钱？”
“不知道。”
如果买家是这附近的人，知根知底，肯定会大砍价。这是死过人的屋子，邻居们都知道。就在方好现在站的位置，马桶旁边，生了锈的花洒和洗手盆中间，我爸爸就倒在那里，死于突发的心脏病。这件事的详情，我一直没有告诉方好。
在卫生间接了一盆清水，端到客厅，四只手都伸进去洗抹布，然后把房子的所有表面和边角都擦抹干净。我爬上窗台去擦玻璃，她也要来，像小时候在班级里做值日似的，一个擦外面，一个擦里面，她叫我小心着别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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