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去。我们用掉很多从衣柜顶上拿下来的旧报纸。我爸爸喜欢把看过的报纸都留起来，可以卖废品。
最后一步是拖地，墩布在水桶里浸湿，再拧干。我家铺的还是很久之前流行的地板革，方好都不认得，问我地上铺的是什么东西。我说，这是三十年前的装修，当时算很高级，大部分人家还是水泥地呢。我妈妈辞职之前，也有一份不错的工作。
地板革的菱形花纹已经模糊不清，陈旧的污渍怎么用力也擦不掉，有些地方磨损得起皮，长年被我哥哥的轮椅轧着。我妈妈死后，我爸爸就不怎么在意家里的卫生问题，他觉得没必要花那么多工夫打扫卫生，“又没有客人”，他说。同时，给我哥哥洗脸、洗澡和换衣服的次数也减少了。
在我妈妈去世之前，我们家是一台平稳运转的机器，她把别人都安排妥当，自己承担了最关键、最繁重的环节，即使被压得喘不过气，还尽力保持着表面的整洁有序，看起来一切还顾得过来，还没失控。在这个到处是熟人的地方，她活在亲友的七嘴八舌里，像一块挺立在急流中的顽石，到最后她也没输，只是死了。
我爸爸和我绝不会承认，我妈妈去世之后，我跟他都松了一口气，是麻木和悲痛过后的轻松。我爸爸用他的方式继续照顾我哥哥。这个家的模样渐渐变了，那种尽力维持的整齐和秩序、一丝不苟的日程、我哥哥的科学食谱、按时进行的按摩、雷打不动的下楼晒太阳，以及铁律一般的睡觉和起床时间，全都变得可有可无。这层由我妈妈的意志构成的坚硬外壳，车祸的一瞬间就破碎了。
破壳而出的是一种崭新的、柔软而随意的日子。我终于不用再背着妈妈偷偷吃雪糕，有想看的节目，电视开到十一点也可以，我爸爸甚至撺掇我尝尝他的白酒，我妈妈死后，他每顿都喝点白酒，在过去是不可能的。天气晴朗的日子，我爸爸带着我哥哥下楼，从上午一直坐到太阳落山，两个人都吃买来的面包点心充饥，我哥哥对甜食的无限欲望，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他跟来往的邻居聊聊天，拉人下几盘象棋，我哥哥在旁边愣愣地看着他们，像一个小孩盯着熊熊的篝火，眼中含着赞叹。
“你看得懂吗？”邻居开玩笑，对我哥哥说。
“全懂！”我爸爸说，和下棋的对手一起哈哈大笑，笑够了，又小声地说：“他懂个屁啊。”怕我妈妈会听见似的。
这些情景发生在夕阳下。我爸爸的脸也是浅金色的，眼角的皱纹像无数条溪流，曲折地流进眼眶。我帮着他把轮椅抬上楼。他一个人干这活儿越来越吃力，我哥哥的发育没受影响，青春期过了，他又长了不少。随着身体变得庞大沉重，他小时候那股惹人怜爱的气质也消失了，见到他，惋惜叹气的人越来越少，外人同情的对象变成了我爸爸和我。
“你爸岁数大了，将来还得靠你啊。”有一次，我推着我哥哥在楼下晒太阳，路过的邻居说，“刘冬最懂事了。”
我不知道我是否真的像他说的那么懂事，因为人懂事之后应该变得更善良、更宽容，而不是像我这样满肚子疑惑不解，而我妈妈和我爸爸一点也没有教我明白的意思，我找不到机会去问：“你们生我就是为了我哥哥，对吧？将来我该怎么办呢？”
他们不肯给我指条明路，我们就这样静默着把日子过下去。直至我进城上大学，我爸爸的生活还跟从前一样，每个周末我都回家，给他帮帮忙。那次我也跟平常一样，下了公交车，走路回家，路上还买了几个豆沙馅饼。夕阳黄澄澄的，我走进楼道，上楼梯，掏钥匙，开门。我哥哥瘫坐在轮椅上，正对着房门，眼睛盯着我。或者说他一直盯着这扇门。
屋里像有什么东西腐坏了，肯定是坏了。我先走向厨房，我哥哥发出呜呜啊啊的声音。水池里有一堆泡着没洗的碗，灶台边摆着两盘剩菜，上面长出森森的白毛。那气味并不是这些东西散出来的。
我觉出不对劲，走出厨房。家里就这么大地方，厨房和卫生间相邻，一眼就看到一双蜷曲的腿。当时是夏天，他光着上半身，脸朝下趴在地上，双臂贴在身体两侧，手心朝上，背上一丛丛青黑的纹路。
我报了警，叫了救护车，其实用不到了，楼上楼下的邻居也来了，背着手站在门外，警察不让他们靠近。我给我哥哥喝了点水，吃了豆沙饼，他饿坏了，然后把他推进卧室，关好门。法医检查后，说两天左右，我想起那些菜上的白毛，觉得肯定不止两天，然而争论这个没有意义，我也是猜的。死因是心脏病，可能是早上要刷牙洗脸，或者要打水给我哥哥擦洗，片刻间突然发病。我哥哥坐在客厅，都看在眼里。不该喝那么多白酒。
他不会说话，无法描述我爸爸临终前的情形，这使得我与他之间多了一道隔阂，多了唯一一件他知道而我永远无法知道的事情。我妈妈认为他什么都懂，而我爸爸说他“懂个屁”，也许他们都对。
最后，殡仪馆的人来了，见到这种情形，都不愿意碰，让家属自己搬。我好说歹说，费了不少口舌，只有一个人答应帮忙。我找来一条床单，裹起来抬着一头，他帮忙抬另一头，下楼来到灵车跟前。围观的邻居们看在眼里，没人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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