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启莲

平成二十八年四月。

平成结束的三年前，范启莲踏上了日本的土地。那年春天，她二十六岁。

她下了飞机，走在成田国际机场到达大厅的通道上，注意到一块巨大的屏幕。画面上映出满是残垣断壁的城镇光景。

画面下方打出了“熊本地震”“49人死亡”“1人失踪”“约36000人无家可归”的字幕，而阿莲只能看懂上面的数字。不过，离开越南前一天，她得知日本发生大地震的消息。这一定是那件事的新闻。听说日本的地震比越南多得多，几年前也发生过很大的地震，消息一直传到了越南。

家里的母亲很担心，劝她还是不要去日本了。可是，她现在不能改变主意。于是，她只能祈祷接下来要生活三年的岐阜县没有大地震。

二十一岁时，阿莲与同村的青梅竹马结婚，现在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分别是两岁和四岁。尽管如此，她还是把丈夫和孩子留在家乡，只身来到日本。

为了赚钱。

这是一家人商量后的决定。

阿莲嫁的是村里最大户的荔枝农，但他们绝不是豪农或富翁。应该说，现在越南农户都赚不了几个钱。得益于政府在阿莲小时候开始推行的革新开放政策，越南经济的确有了很大发展。可是那些发展只影响到城市地区，众多农村地带则被抛在了后面。

这二十年来，村里通了电，可以看电视，生活水平的确有所提高，可是农村跟城市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相比之下人们反而更贫困了。最愁人的是，随着经济成长，全国物价上升，现金收入却很难增加。不仅如此，他们本来就少的收入，又因为一件事情减少了一半。

B省种植的荔枝基本都是出口中国，现在因为两国政治关系恶化，中国突然停止了进口。于是，荔枝变得供过于求，导致价格暴跌。

本来只够养活孩子的生活变得更加艰苦，而且祸不单行，公公常年罹患的类风湿病突然恶化，亟须治疗。阿莲与丈夫希望供孩子接受高等教育，将来到公司上班。可是照这样下去，他们的目标肯定无法实现。

虽说经济有所成长，但越南的公共养老金和福利、教育等政策尚未完善，他们基本上只能靠自己打拼。

当阿莲整天为将来发愁时，是叔叔给她找来了去日本的活。准确来说，叔叔给她介绍了相熟的中介。这个叔叔就是以前常常买礼物回家的那个人。他现在六十岁了，依旧在河内蹬三轮。

那个中介在找想去日本赚钱的女人，因此劝阿莲出国赚钱，把家里的农活交给丈夫，这样更有效率。

要去日本，她首先得在河内的培训学校上半年学，学费和中介费合计两亿盾（约一百万日元）。但是，只要在日本工作三年，不仅能赚回两亿盾，还能给家里寄三亿盾以上的收入。另外，中介还给她说了几个例子，都是女儿出去赚钱，家里人过上富足生活的农户。

三亿盾是阿莲家年收入的十多倍。有了这笔钱，不仅能给公公看病，还能供孩子将来读书。

这太有吸引力了，但是阿莲一开始并不抱希望。因为他们怎么都挤不出二亿盾来，何况最小的孩子还没断奶。她无法扔下两个孩子，独自到国外去。

不过中介没有放弃，最终说服了阿莲。她可以找亲戚东拼西凑借一些钱，不够的部分还可以把地押出去。反正一定能还上，绝对不成问题。孩子可以交给婆婆照顾。如果考虑将来，更应该趁孩子还小，先把钱攒起来。

叔叔说，部分出国打工的中介是拿了钱就跑的骗子，但这个人可以信任。

中介的话很有说服力。阿莲慢慢开始想，的确应该为了家人出国打工赚钱。她跟丈夫、婆婆，还有娘家的父母商量过后，做出了决定。

包括上培训学校在内的三年半时间，她无法见到丈夫和孩子。虽然很舍不得，但这一切都是为了家人。不，可能并非一切都为了家人。阿莲心里还有一丝窃喜，自己终于能去憧憬已久的日本看看了。

那是亚洲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东京街头的繁华远远超过河内和胡志明，京都寺院有着沉静美丽的意境，那里还有堪称梦之国度的东京迪士尼。阿莲虽然连B省都没出过，但在电视上已经见识了日本的繁华。

阿莲挨个找亲戚借了钱，还把荔枝地抵押出去，总算凑齐了两亿盾，交给中介商。她在全寄宿制的培训学校学习了半年之后，终于踏上了日本的土地。

一个女人举着写有越南语“欢迎范启莲”的纸牌站在到达大厅，那就是负责日本中介的监理组织职员。她本人是入了日本国籍的越南人。

阿莲利用了外国人技能实习生制度在日本工作，她首先要被监理组织接纳，再派遣到实际工作的企业去。

外国人技能实习制度表面上是让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在日本实习，掌握知识和技术后为祖国效力的制度，为此发行的签证也不是劳务签证。然而，通过这个制度到日本工作的外国人，无一例外和阿莲一样都是为了赚钱，大多数人还为此背负了债务。日本企业明知这点，还是会为了解决人手不足问题聘用他们。

她跟着职员乘上电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