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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段时间，就连付家里的账单也成了问题。我收到一些邮件，他们说，在某个日期之前，如果没有缴清欠费，他们会切断水电和煤气。我坚持说，我已经付过了。我花几个小时时间，在家里找付账的收据，浪费很长时间进行抗议，吵架，写信。最后我自取其辱，因为事情很明显：我没有缴费。

电话也是一样。不仅仅是马里奥向我指出的问题，电话线一直干扰很大，而且忽然间，我根本就打不了电话：有个声音告诉我，我无权使用此项功能，诸如此类的话。

手机被我摔坏了，我只能去找了公用电话，给电话公司打电话，让他们解决问题。他们向我保证，他们很快就会介入。但过了好几天，电话还是一声不响。我再打电话给他们，变得怒气冲天，声音气得发抖。我用咄咄逼人的语气说了我的情况，电话那头的职员沉默了很长时间，在电脑上进行查询，他通知我说：电话已经欠费停机了。

我非常气愤，我用我的孩子的性命担保，说我已经缴费了。我咒天骂地，骂他们所有人，从最可怜的职员到他们的总经理。我说到了地中海懒病（我就是这样说的），强调这个国家工作效率长期低下、意大利大大小小的腐败。我叫喊着说：“你们让我恶心。”我挂上电话，在付款收据里找缴款证明，很显然，事情真是这样：我的确没有缴费。

第二天我就缴费了，但情况并没有好起来。电话线还是干扰很大，就好像话筒里在刮大风，要下暴雨了，信号很弱。我又跑到楼下的铺子里去打电话，他们告诉我，或许我应该换部电话机。或许。我看了一下时间，距离办公室关门还有一点时间，我匆忙从家里出去，简直忍无可忍。

我开着车子，经过八月空荡荡的街道，天气热到让人窒息。我停车的时候，刮到了好几辆停在那里的车的挡泥板。我下车，步行走在穆齐街上，走向那栋正面是五颜六色的大理石拼接的建筑，电话公司就在那里。我看了一眼那栋楼，三步并作两步上了台阶。在岗亭那里，我看到一个客气的男人，他不想吵架。我对他说，我马上想去接待室，我想投诉，因为一个持续了几个月的故障，因为糟糕的服务。

“至少有十年时间，我们没有对外的办公室。”他回答我说。

“如果我想要投诉呢？”

“您可以通过电话投诉。”

“如果我想啐在某个人的脸上呢？”

他不动声色，建议我去孔菲耶恩扎街的办公室看看，距离那里只有一百多米。我气喘吁吁地跑到了孔菲耶恩扎街，就好像那是事关生死的大事，上一次我这样跑，还是像詹尼现在这么大的时候。但到了那里，我也没法发泄内心的不满。我找到了一扇玻璃门，门紧紧关着。我使劲儿摇晃了一下，虽然上面写着：“警报门”。警报，是的，多么可笑的表达方式，那就让警报响起吧，让全世界、整个城市都警觉起来。有个人从我右手墙壁上的一个窗口探出头来，他明显不想多废话，三言两语就把我撂在那里，消失了。他说，这里没有办公室，也不对外；所有一切都成了电脑的声音、屏幕、电子邮件、银行操作；假如有人——他冷冰冰地对我说——要发泄怒火，很遗憾，这里没有任何人可以接待。

我气得胃疼，来到了街上，感觉好像正在停止呼吸，要瘫倒在地上。我眼睛看到了街道对面一栋楼上，一块石碑上的文字，就像是个抓手——让人不要跌倒的词语。在这栋房子里，像梦中的影子一样，一位诗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从忧伤的虚无中——为什么虚无是悲伤的，虚无中有什么悲伤的呢——通过圭多·戈扎诺 ㊟ 【圭多·戈扎诺(Guido Gozzano)，意大利诗人和作家。】 这个名字，靠近上帝。为艺术写出的语言，用艺术连接在一起的语言。我低着头离开了，很担心自己在那里自言自语。有个男人在盯着我看，我加快了脚步。我不记得把车子停在哪里了，也不想记起来。

我漫无目的地走着，走到了阿尔菲耶里 ㊟ 【因维托里奥·阿尔菲耶里伯爵命名，他是意大利剧作家和诗人，被誉为“意大利悲剧的奠基人”。】 剧院那里，最后走到了彼得罗·米卡路。我很迷惘地看了看四周，车子当然没有停在那里。这时候在一个橱窗前，在一家金首饰店门口，我看到了马里奥和他的新女人。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马上就认出她来，我只觉得那就像一拳打在了我的胸口上。也许，我首先发现的是她很年轻，那么年轻，马里奥站在她身边显得像个老男人。或者，我先看到了她身上的衣服，那是一条轻薄的蓝裙子。那是一件过时的衣服，像在二手品牌店里买的衣服，和她的青春格格不入。但那条裙子布料很柔软，贴着她柔和的曲线、长长的脖子、胸脯、腰部、脚踝。要么是绑在脑后的金色马尾首先吸引了我，她的头发很蓬松，由一把梳子固定着，仿佛有一种催眠的作用。

我真的不记得了。

当然了，我当然首先看到的是这个二十岁女孩子柔软的身体特征，然后才看到那张青涩的脸。那是卡尔拉轮廓分明、略显天真的脸，那是多年前引发我们夫妻危机的少女。当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