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都会在那里。在他给妻子的最后一封信中——是从俄国寄出的，就在同一天，他跟爱因斯坦分享了他的发现——卡尔抱怨说，好像有种奇怪的东西在他的身体里生长：“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怎么去定义，可它有种遏制不住的力量，把我所有的想法都变成了漆黑的。这是一种没有形状也没有维度的虚空，一个看不见的暗影，我却切身感受到了它。”
不久之后，那种不适感就侵占了他的身体。
他的病始于嘴角的两个水泡。一个月后，它们覆盖了他的手、脚、喉咙、嘴唇、脖颈和生殖器。又过了一个月，他死了。
军医对他的诊断是天疱疮：身体认不出自己的细胞了，开始猛攻它们。阿什肯纳兹的犹太人对这种病尤其易感，而负责治疗他的医生说，这或许是他几个月前暴露在了一次毒气攻击之下所致。卡尔在日记里提到过这个：“月亮飞快划过天空，就好像时间加速了。我的士兵都预备好了武器，正等待攻击的号令，可这怪异的天象对他们来说就像一个不祥之兆，我都能看到他们脸上的恐慌。”卡尔尝试跟他们解释，月亮并没有改变它的性质，这只是一种视错觉，有一层稀薄的云飘过了这颗卫星表面，让它显得更大更快了而已。可是，尽管他讲得如此温柔，像在跟自己的孩子说话一样，也仍然没有能够说服他们。就连他自己也摆脱不了那个想法：自从战争开始，一切都变快了，像从山上滑下来一样。而天一放晴，他就看到两名骑兵正朝此地疾驰过来，身后是一团像海浪一样扑向他们的浓雾。那雾气高如崖壁，弥盖了整个地平线，从远处看，似乎一动不动，但很快就把其中一匹马的蹄子卷了进去，一人一马顷刻倒地。警报响彻了战壕。卡尔不得不帮着两名年轻士兵系上面罩的胶皮带，两人都被吓瘫了，而他刚系好自己的，毒气的雾云就降临在了他们的头顶。
战争开始时，史瓦西超过四十岁了，是德国最富盛名的天文台的台长；这两项中的任何一项都可以免除他的兵役，但卡尔是个有荣誉感的人，他热爱他的国家，而且，就跟德国千千万万的犹太人一样，他也急于证明自己爱国，于是他自愿入伍了，对朋友的规劝和妻子的警告充耳不闻。
在尚未认识到战斗的现实、亲身体验到现代战争的恐怖时，史瓦西仅仅觉得，战友情让他重新焕发了活力。营队首次分组演练时，也没人叫他，他就自己开发出了一套让坦克的瞄准装置更加完善的机制。他利用空闲时间把它给做好了，跟当年他组装自己的第一台望远镜时一样，满怀着热情，就仿佛那几个月的训练，那些操练和演习，又帮他拾回了童年时代那颗按捺不住的好奇心。
他从小对光痴迷。七岁时，他就把他爸的眼镜卸了，把镜片塞到了一张卷起来的报纸里，给他弟弟看土星环。他整晚整晚地不睡，哪怕天上完全是阴的。他爸见他一直盯着漆黑的天空，就很担心，问他在找什么。而卡尔回答道：有颗星，就藏在云的后边，只有他看得见。
从他会说话时开始，讲的就都是星星，他是这个由商人和艺术家组成的大家庭里的第一位科学家。十六岁时，他就在著名期刊《天文学通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双星系统轨道的研究。不到二十岁，他就写了篇恒星演变的文章，从作为气体云的形成，到最后灾难性的爆炸，他还专门发明了一个系统，来衡量它们光的强度。
他深信数学、物理和天文都属于同一种知识，应该被当作一个整体。他还相信，德国有能力成为一个可以和古希腊比肩的文明强国，但为此必须把它的科学提升到哲学和艺术的高度，因为，“只有像圣人、疯子或神秘主义者那样，拥有一个整体的视野，才能破译宇宙组织的形式”。
打小他的眼睛就离得很近，大耳朵、纽扣鼻、薄嘴唇、尖下巴。成年后，他长了一张宽阔的额头，而稀疏的头发则预示着他未能来得及发展的秃顶，他的眼神中满是智慧，而狡黠的微笑则躲藏在如尼采一般浓密的帝国式的胡子后面。
他的小学是在一所犹太学校里念的，他把拉比的耐心都耗尽了，朝他们抛出了一些没人知道答案的问题：《约伯记》里的这节是什么意思呢，说耶和华“把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而在他练习簿的边缘，紧挨着那些令同学们无比沮丧的算术题，他计算着旋转流体的平衡，拼命想证明土星环是稳定的，他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它塌了，这是他一再遇见的梦魇。为了减轻他的痴迷，他爸逼他去学了钢琴。等到第二节课上完，卡尔就把钢琴的盖子给掀开了，把琴弦都卸了下来，想摸清它发声的逻辑；他读过《世界的和谐》，约翰尼斯·开普勒相信，每颗行星在环绕太阳时，都在演奏着一个旋律，那是星球的音乐，我们的耳朵是听不到的，但人脑可以破译它。
他从未失去对事物感到惊奇的能力：当他还是个大学生的时候，他就在少女峰顶观察过一次日全食。虽说他对这个现象之所以会产生，其背后的天体运行机制了如指掌，可他仍然花了很大力气才得以接受，像月亮这么小的一个星体竟能让整个欧洲陷入深深的黑暗。“空间是多么奇异啊，光学和透视的法则又是多么光怪陆离，最小的小孩只要一伸手，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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