遮住太阳。”在寄给他弟弟，在汉堡当画师的阿尔弗雷德的一封信里，他曾这样写道。
为他赢得博士学位的那篇论文计算了卫星在它所环绕的行星的引力拉扯下会产生怎样的变形。在我们的月亮上，地球的质量会引发席卷其整个表面的潮汐，就类似于它在我们的海洋中引发的那种。只是说，月球上的潮汐是固态的，四米高的岩浪在月壳上蔓延着。而两个星体之间的引力让它们的旋转周期完美同步。由于月球自转和它绕地球公转所用的时间完全相同，它的其中一面总在我们的视野之外。自从人类诞生，我们就从未触及过那个暗面，直到一九五九年，苏联“月球3号”探测器才首次拍下了它的真容。
他在库夫纳天文台实习的那段日子里，猎户座肩部上方，御夫座的一个双星系统变成了新星。一连好几天，它都是天空中最亮的物体。这个双星系统里的那颗白矮星从很久以前就耗尽了燃料，一直休眠到了这会儿，可它突然就开始吸收起了它的伴星，那颗红巨星上的气体，继而在一次大爆炸中复生了。史瓦西观察了它三天三夜，一秒钟都没睡；了解星星灾难性的死亡，在他看来，关乎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如果某颗星在我们的地球附近爆炸了，是可以摧毁我们的大气，灭绝所有生命的形式的。
二十八岁生日的第二天，他成了全德国最年轻的大学教授，被任命为哥廷根大学天文台的台长，尽管他并没有履行任职的先决条件，皈依为基督徒。
一九〇五年，他到阿尔及利亚去看一次日全食，但他没有注意最大的曝光时间，弄伤了左眼的角膜。当取掉强迫他敷了几周的膏药时，他发现视野里有个两马克硬币大小的阴影，闭着眼都能看见。医生告诉他，这种损伤是不可逆的，而他的朋友们都很担心，万一他以后瞎了，会对他的天文学家生涯造成怎样的冲击。面对这些，他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他牺牲了一个眼睛，为的是看得更远，就跟奥丁一样。
那年，史瓦西就跟中邪了似的，发表的论文一篇接着一篇，仿佛要证明那场事故丝毫没有减弱他的能力。他分析了恒星中靠辐射实现的能量传输，研究了太阳大气的平衡，描述了星体速度的分布，提出了一个可以模拟辐射转移的机制。他的思维从这个问题跳跃到那个问题，连他自己都压不住那股劲儿。亚瑟·爱丁顿把他比作了游击队队长，因为“他的攻击都落在了最想象不到的地方，他智性的贪婪是没有边界的，所有的知识领域都被他涵盖在内了”。而同事们目睹了他在面对学术产出时的那种狂热，都很惊慌，劝他放慢节奏，生怕激励他的那把烈火最终也会将他燃烧殆尽。卡尔没理他们。他已经不满足于物理了。他渴望的是炼金术士所追求的那种知识，而催动他的，是连他自己也没法解释的一种怪异的紧迫感：“我常背叛天空，我的兴趣从未局限于月球之外、太空中的那些事物，而是顺着从那儿织起的那一条条线，滑向了人类灵魂更黑暗的区域，我们必须为那里送去科学的新光。”
他无论做什么，总有做过头的习惯；有次，他弟弟阿尔弗雷德叫他去阿尔卑斯山远足，他叫向导在穿越冰山途中最陡的一块地方松开了绳索，置探险队的安危于不顾，而他只是想要挪到正停在悬崖边上的两个同事那儿，解开一个他们一起研究过的方程，没有笔，就用镐头在永冰上刮刮划划。他的极端不负责任惹火了他弟弟，后者再没有跟他爬过山，尽管在念大学的时候，他俩几乎每个周末都是在黑森林的岩壁上一起度过的。这位兄长有多么执着，阿尔弗雷德是知道的：毕业那年，一场雪暴把他们锁在了哈茨山脉布罗肯山的山顶。为了不被冻死，他们不得不自己搭了个避难所，像小时候那样，抱在一起睡觉。他们靠分一袋核桃活了下来，然而，当最后水喝完了，融冰用的火柴也没了，他们只得靠着微弱的星光，半夜出发下山。一路上，阿尔弗雷德完全是在惊吓中度过的，这儿磕一下那儿绊一脚，虽说没有受伤。而卡尔则一脚都没有踏空，就好像不知怎的，他能在黑暗中看到那条道路。可他的右手神经却伤了，是冻的：在避难所里，他一次又一次地摘下手套，仅仅是为了对一系列的椭圆曲线进行验算。
做实验时，他也是一样的冲动：他习惯把这个仪器的部件拆下来，也不记一笔，就用到另一个上面。比如他急需一个光阑，那他的做法很简单：在镜头盖上钻个孔。当他离开哥廷根，去波茨坦天文台主持工作时，他的继任者差点没上任就辞职了：他做了一次大盘点，想看看在史瓦西的领导下，设备都被毁成什么样了，结果一盘点，在最大的那架望远镜的焦平面上发现了一张米洛斯的维纳斯的幻灯片，而补齐这位女神双臂的，是仙后座。
他在女人面前极其笨拙，虽有众多女生追求他，称他为“亮眼教授”，他也只是在跟他未来的妻子——埃尔丝·罗森巴赫——第二次求婚时，才放胆吻了她。埃尔丝之所以拒绝了他的第一次求婚，是在担心他仅仅对她的智力感兴趣，因为卡尔太害羞了，在他漫长的求爱过程中，他只碰过她一次，连那次都是误打误撞才完成的：他在帮她把家用小望远镜对焦到北极星上时，一不小心，手放她胸口了。他们是一九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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