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了最后一篇文章,称,哪怕是在数学中,有些东西也该永远被隐藏起来,“为了我们所有人的利益”。他这种无法理解的、显然是任性而为的做法证实了许多人的担心:望月也落入了格罗滕迪克的诅咒。
亚历山大·格罗滕迪克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数学家之一。在数学史上可谓独一无二的一波爆发性的创造中,他革新了对空间和几何学的理解,且不是一次,而是两次。望月在国际上的声誉始于一九九六年,证明的正是格罗滕迪克提出的一个猜想。在大学时代就结识望月的人都说,他把格罗滕迪克视为自己的导师。
格罗滕迪克曾率领一个团队,产出了令人生畏的几万页巨著,这也成了全世界数学家必读的书目。大部分学生为了在各自的领域继续研究下去,会学习其中必要的部分,可哪怕是这样也要花上许多年。而望月是在本科阶段读的格罗滕迪克全集的第一卷,结果一开始就停不下来,一口气读到了最后。
望月在普林斯顿的室友叫作金明迥,曾经撞见他连续几天不吃不睡,夜半三更说胡话,又是脱水,又是脱力,就在那儿语无伦次地叨叨着一些破碎的句子,瞳孔放得跟猫头鹰一样大。他提到了“心之心”,格罗滕迪克在数学核心发现的一个极端怪异的、彻底让他失智的存在。可到了第二天早上,金明迥问他怎么一回事,望月只是不解地看着他。前一晚的事,他什么都记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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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三年间,亚历山大·格罗滕迪克像一位尊贵的王子,统治着数学界。同时代最强的大脑都被吸引到了他的轨道上,纷纷搁置了自己的研究,参与到这个雄心勃勃而又无比激进的项目当中:把所有数学对象背后所潜藏的结构给揭示出来。
他对待工作的方式很特别,尽管他解开了当时最大的数学之谜,四个韦伊猜想中的三个,可对著名的问题,他其实是兴趣不大的,对最终结果也是。他所渴望的是对数学基础的最彻底的理解。所以,围绕那些最简单的问题,他设计了一个复杂的理论框架,用大堆大堆的新概念把它们包围了起来。有格罗滕迪克的理性徐缓而耐心地施加着压力,解就像自己冒出来的一样,完全出于自愿,“就好像一颗核桃,泡在水里几个月之后,它就自行打开了”。
格罗滕迪克所做的是推广和一般化,拉远到极致。任何难题,只要撤到一个足够远的距离,就会变得十分简单了。他对数字、曲线、直线或任何具体的数学对象都不感兴趣,唯一重要的是它们的关系。“他对事物的和谐有种超凡的敏感性,”他的弟子之一,吕克·伊吕西回忆道,“他不止是引入了新的技巧,证明了重要的定理,还改变了我们思考数学的方式。”
他痴迷空间,他最独到之处就是把“点”的概念给扩展了。在格罗滕迪克的注视下,卑微的点不再是没有面积的一个位置,而是从内部膨出了复杂的结构。别人眼里没有长宽高、没有大小的一个地方,亚历山大看到的是一整个宇宙。自欧几里得以降就再没有人提出过这么大胆的设想。
多年来,他把全部精力都扑在了数学上,一天十二小时,一周七天。他不看报纸,不看电视,连电影院也没有去过。他喜欢丑陋的女人、朽坏的公寓、破败的房间。他常把自己关在一个冰冷的办公室里,背朝着唯一的窗户,墙漆都剥落了,整个屋里只有四样东西:他母亲的死亡面具、一只铁丝做的山羊、一箱西班牙橄榄,和他爸爸在勒韦尔内集中营时人家给他画的像。
亚历山大·夏皮罗、亚历山大·塔纳罗夫、萨沙、彼得、塞尔盖。没人知道他爸爸真正的名字,因为世纪初的时候,他参加了震动欧洲的无政府主义运动,用过许许多多的假名。身为一个有哈西德派背景的乌克兰人,他十五岁时就和他的同志们一起被沙俄警察逮捕过,并被判处了死刑。他是唯一活下来的那一个。三个星期里,他被从牢房里拖到刑场上,眼看他的同伴一个接一个地被枪决。由于年龄,他们免除了他的死刑,改判他终身监禁。十年后,一九一七俄国革命开始了,他就被放了出来,继而一头扎进了一系列的阴谋、密谋与革命党。他失去了左胳膊,虽说也不知道是因为某次失败的暗杀,或是自杀未遂,或是某颗在手上提前爆炸了的炸弹。他以街头摄影为生。在柏林,他认识了亚历山大的母亲,就跟她一起搬去了巴黎。一九三九年时,他被维希政府逮捕,送进了勒韦尔内集中营。到了一九四二年,他被流放到了德国,并在奥斯维辛的一间毒气室里,死在齐克隆B手里。
亚历山大的姓是从他妈妈约翰娜·格罗滕迪克那里继承过来的。她一辈子都在写作,却从未能出版她的诗和小说。认识亚历山大的父亲的时候,她已婚,在一家左翼报社做记者。她抛弃了她的丈夫,与这位新恋人一起加入了革命斗争。亚历山大五岁时,他母亲把他交给了一位新教牧师,去了西班牙,去为第二共和国的无政府主义事业战斗,然后是反对佛朗哥。而在共和政府军失败之后,她随丈夫逃往了法国,又托人去接她的儿子。后来,约翰娜和亚历山大被法国政府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并与国际纵队的“可疑外国人”和西班牙的内战难民们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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