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之心

长，于是那些结果就包含着一种有机美，仿佛其中的每一个想法都是靠着它们自己萌发和成长起来的。

一九六六年，他被授予菲尔兹奖——数学界的诺贝尔，但他拒绝去莫斯科领奖，以示对两位作家，尤里·丹尼尔和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被囚禁的抗议。

二十多年来，他在数学界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以至于同为菲尔兹奖获得者的杰出的勒内·托姆都放弃了纯数学，说格罗滕迪克的优势是压倒性的，他一直都有种“被压迫感”。在挫败与沮丧中，托姆发展出了他的突变论，描述了任何动态系统——无论是一条河、一处构造断层或是人类的心灵——在失去平衡的状态下，会以哪七种方式发生突然的崩溃，从而陷入无序和混乱。

“激励着我的不是野心或对权力的渴望，而是我灵敏地感觉到了某种巨大的、非常真实同时又非常微妙的东西。”格罗滕迪克还在继续把他的抽象推向愈发极端的界限，才刚攻克一个领域，他已在预备着扩张它的疆界。他研究的巅峰便是“动机”的概念：这是一束光，足以照映出一个数学对象的所有可能的化身。“心之心”，他是这样称呼位于数学宇宙中心的这个实体的，而关于它，我们所认识到的不过是它最遥远的闪烁。

连他最亲密的合作者都觉得，他走得太远了。格罗滕迪克想用只手抓住太阳，掘出那个能把无数没有明显关系的理论连结到一起的秘密的根系。有人告诉他，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与其说这是科研项目，它更像自大狂式的谵妄。亚历山大没有听。他已经挖得这么深了，他的思想已经触及到了那个深渊。

一九六七年，他去罗马尼亚、阿尔及利亚和越南办了一系列的研讨会。他在越南上课的一所学校后被美军轰炸，死了两个老师、几十个学生。再度回到法国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人了。受周围如火如荼的“六八运动”的影响，在巴黎大学奥赛校区的一堂大师班课上，他呼吁那一百多名学生考虑到人类所面临的威胁，拒绝“卑鄙而危险的数学实践”。最终结果这个星球的不是政客，他说，而是像他们一样的科学界人士，他们正“像梦游者一样走向末日”。

从那天起，他不再出席任何会议，除非给他同等的时间宣讲生态与和平。在讲座上，他会分发他自己种的苹果和无花果，并对科学的破坏力做出提醒：“炸毁广岛和长崎的原子不是哪个将军用他肥腻的手指分离出来的，而是一群科学家，用的也不过是几个方程式而已。”格罗滕迪克不由得想到，他会对这个世界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他所寻求的完全理解又会催生出什么样新的恐怖？人类会做出些什么来，如果可以触碰到心之心的话？

一九七〇年，在他的声望、创造力和影响力全部到达顶峰之时，他辞去了他在高等科学研究所的职务，因为他听说，研究所的经费是国防部给的。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舍弃了家庭，抛弃了朋友，遗弃了同事，逃离了这个世界。

“伟大的转折”，格罗滕迪克是这样称呼他四十二岁时、彻底扭转他人生方向的变化的。转瞬之间，他就被时代精神所占据了：他成天想的都是生态环境、军工复合体，以及核扩散这些事。面对绝望的妻子，他甚至在家里搞了个公社，同住在一个屋檐之下的有无业游民、大学教授、嬉皮士、和平主义者、革命者、小偷、僧侣和妓女。

他开始无法容忍资产阶级生活中的所有舒适的东西。他把家里的地毯给撤了，认为那是多余的装饰。他开始自制衣物，用回收轮胎做凉鞋，把旧麻袋缝成长裤。他不睡床了，而是睡在了他特意从合页上拆下来的门板上。只有在穷人、年轻人和边缘人之中，他才会觉得舒服。他与无国籍的人为伍，和没有自己国家的人为伍。

他对自己的财产很大方，想都不想就会把它们送给别人。而对于别人的财产，他也是一样地慷慨。一天，他的朋友之一，智利人克里斯蒂安·马约尔，跟妻子一起出去吃饭，回到家时，就发现大门开着，所有窗户都开着，壁炉点了起来，暖气被开到了最大，而格罗滕迪克正光屁股躺在浴缸里。两个月后，他从亚历山大那里收到一张三千法郎的支票，用来弥补他的开支。

虽说格罗滕迪克通常来说都很和蔼可亲，但也有突然暴力起来的时候。在阿维尼翁的一次和平示威中，他朝警戒线冲了过去，打翻了两个阻挡他们行进的警察，继而就被十几个人用警棍给制服了，在失去意识的状态下被拖进了局里。而在家里，他老婆常常会听他用德语发表长篇独白，说着说着就演变成了让窗玻璃都不由得震动起来的嘶吼。紧接着的则是沉默，一连好几天的沉默。

“搞数学就像做爱一样。”格罗滕迪克写道。他的性冲动完全可以和他的精神追求相匹敌。他一生引诱过许多男人和女人，他和妻子米雷耶·杜福尔生了三个孩子，而婚外还有两个。

他创立了“生存与生活”组织，把所有钱和精力都扑在了上面。他和一群朋友一起编了本杂志（虽说实际都是他一个人写的），用来传播他“自给自足、爱护环境”的思想。他曾试图把盲目追随他数学项目的那些人都招揽进来，但仿佛谁都没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