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会警告称，“关于工作场所性骚扰的最新定量数据太少了”，而且，官方的统计数据极难获得——这似乎是全世界的通病。联合国估计（我们只能估计），在欧盟国家，多达50%的女性在工作中曾遭遇性骚扰。[37]在中国，这一数字被认为最高可达80%。[38]在澳大利亚，一项研究发现60%的女护士曾遭受过性骚扰。[39]
问题的严重程度因行业而异。由男性主导，或者是领导层以男性为主的工作场所，都是性骚扰最严重的地方。[40]英国劳工联合会2016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制造业69%的女性和酒店休闲行业67%的女性都“报告称遭遇过某种形式的性骚扰”，而这个比例的均值是52%。2011年美国一项类似的研究发现，建筑行业性骚扰率最高，其次是交通和公用事业。一项针对在硅谷工作的女性高管的调查发现，90%的女性目击过性别歧视行为；87%的女性曾受到男同事贬低；60%的女性曾遭受过讨厌的办公室性骚扰。[41]而在这60%的女性中，有一半多经历过不止一次性骚扰，又有65%的人遭受过来自上司的性骚扰。三分之一的受访女性曾为自己的人身安全感到担忧。
最严重的性骚扰经历部分来自那些需要在工作中与公众密切接触的女性。在这些情况下，骚扰往往会演变成暴力。
“他拎起她，把她扔到房间另一边，猛击她的脸，到处都是血。”
“当时他抓住我，用玻璃杯砸我。我瘫倒在地上，他还在不停地打我。（……）我在大厅里一路和他搏斗。他不断用我的头砸墙。血从我的胳膊肘和脸上溅出来，溅在墙上。”
如果这听起来不像是你在办公室的日常经历，你该庆幸你不是医护人员。研究发现，护士“遭受的暴力行为比警察或狱警更多”。[42]2014年在安大略省，因在工作场所受伤而需要休假的医疗行业员工数“远远超过了其他行业”。美国最近的一项研究也发现，“医护人员遭暴力而受伤请假的频率是其他类型伤害的4倍”。[43]
吉姆·布罗菲在与职业健康研究员玛格丽特·布罗菲共同进行研究之后得出结论，加拿大的健康部门是“我们所见过最有害的工作环境之一”。2017年，布罗菲夫妇为了就加拿大医疗工作者所面临的暴力撰写论文，特地组织了数个访谈小组，在小组讨论中，“人们经常会说，‘每天去工作，我都要面对这些。’”布罗菲夫妇曾对此提出疑问——“每天”肯定是夸张了吧，他们指的是不是“经常”？“而他们会纠正说：‘不，我们的意思就是每天。这已经成为工作的一部分。’”一位工作人员回忆说，有一次一个病人“举起椅子往他头上砸”，还指出“护士站已经被砸了两三次”。其他病人则拿尿盆、盘子甚至建筑材料作武器来对付护士。
但是，尽管工作场所的暴力行为在医疗卫生领域相当常见，但它是一个“报道不足、普遍且持续存在的问题，一直受到容忍和忽视”。部分原因是相关研究还没有到位。根据布罗菲夫妇的研究，在2000年之前，针对医护人员的暴力行为几乎没有被提上研究日程：2017年2月，他们在Medline②上搜索“工作场所中针对护士的暴力行为”，发现了“155篇国际文章，其中149篇发表于2000年至当时”。
然而，说到女性在工作场所面临的性骚扰和暴力行为，全球范围内的数据缺口不能归结为缺乏相关研究。还有一个原因是绝大多数女性都没有通报。[44]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因为各机构没有制定适当的程序来处理这个问题。女性之所以不通报，是因为她们害怕遭到报复，也因为她们担心没人会为此采取措施——这两点在许多行业都可说是合理的预期。[45]“我们会大叫，”一名护士告诉布罗菲夫妇，“我们能做的充其量只是大叫。”
处理女员工面临这类骚扰时的程序不够完善，这件事本身可能也是数据缺口导致的。各部门的领导都以男性为主，而现实情况是，男性不会面临和女性一样的侵犯。[46]因此，就像谷歌的领导层没有考虑过孕妇停车的问题一样，许多组织也没有想过要采取措施以充分应对性骚扰和暴力。这是另一个例证，说明高层管理经验的多样性对每个人有多么重要，以及对缩小数据缺口有多么重要。[47]
布罗菲夫妇警告说，“对医护部门暴力行为的分析普遍不包含性别因素”。这一点十分令人遗憾。国际护士协会的调查显示：“护士是所有医护工作者中面临风险最大的群体”，而且绝大多数护士是女性。性别分析的缺失也意味着，大多数研究都没有考虑到长期漏报性暴力的问题：布罗菲夫妇发现，在他们的研究中，只有12%的员工报告过她们遭遇的性暴力行为。“我们不会报告，因为发生得太频繁了。”一名“多次遭遇上下其手”的女士解释道。但布罗菲告诉我，文献不曾提到，“因为普遍存在漏报，官方数据被认为严重低估了性暴力的发生率”。这是元数据（meta data）的缺口，但没有引起注意。
传统的医院设计无法帮助护士免于工作中的暴力行为。布罗菲解释说，长长的走廊
更多内容加载中...请稍候...
若您看到此段落，代表章节内容加载失败，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模式、畅读模式、小说模式，以及关闭广告屏蔽功能，或复制网址到其他浏览器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