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开了工作人员，使他们分散在相隔遥远的地方。“那些走廊太糟糕了。”一名员工告诉布罗菲。“你在那边工作，就没法跟别人交流。我宁愿将工作场所设计成一个圈形。”布罗菲指出，圆环形的设计将是一种改进，因为能让员工更好地支援彼此。“如果这个区域是圆形的，员工就不会孤零零地身处一端了。只要有人在场，就能听到动静。”大多数护士站都没有防碎的保护屏障，办公桌后面也没有出口，这让护士很容易受到攻击。另一名员工告诉布罗菲，她的同事曾被一名病人性侵。“安全检查员建议他们安一道屏蔽玻璃。医院不肯这么干。他们说这是对病人的侮辱。”
布罗菲采访的员工和美国职业安全与卫生署都强调了传统医院的几个设计特点会带来安全隐患（“缺乏安全通道/出口，暖气或冷气不足，恼人的噪音水平，未固定的物件”），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在不侮辱任何人的情况下解决。政府还可以扭转导致员工长期不足的政策——布罗菲称“在任何地方的访谈小组里都能听到这个问题”，而员工们认为，医院候诊时间过长是暴力行为的“导火索”。一名员工解释道：“如果没有工作人员立即处理他们的问题——如果他们一直在干等着——暴力行为就更有可能升级。”
当然，重新设计医院布局和增加人员配备并不便宜，但如果将工人们因受伤和压力而被迫休假的时间计算在内，在成本方面可能还有讨论的空间。布罗菲告诉我，不幸的是，这些数据没有得到“充分收集”。但他接着又说：“我可以告诉你，我绝对相信医院是一个压力极大的工作环境，员工既要面对各种要求，他们本人的掌控力又十分有限，这是职业倦怠的完美温床。”
还有就是培训成本，有些人最终离开了这个行业。这点也频繁出现在布罗菲夫妇的访谈小组中。“我们会碰到一些从事这一行已经有25年到30年的资深护士，她们会说‘我要去当清洁工了’，或者‘我要去厨房工作了，因为我再也受不了了。我再也受不了这种缺乏支持、险象环生的环境，每天都要面对这些事情，同时还要遭到否定，得不到一点支持’。”
但即使抛开这种更长远的目光，仍有许多成本更低的选择，有些还相当简单。持续记录并标记患者的暴力行为，简化报告程序——并要求主管真正去读这些报告，根据不同目的设定不同的警铃声：“有一回，病人的呼叫铃、浴室辅助铃、呼吸或心脏骤停的蓝色代码呼叫，以及工作人员的紧急警报都在护士站发出了相同的声音。”（喜欢看70年代英国电视剧的观众会知道，这是《福尔蒂旅馆》中的情节。）
还可以张贴告示，明确说明哪些行为是可接受的，哪些行为是不可接受的，成本也不高。“我注意到在医院的咖啡店里，他们放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他们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语言虐待，”一位女士告诉布罗菲夫妇，“但在我们病区没有这样的标志。（……）这里有一张如何排遣寡居孤独的海报，那里有一张单身网站的海报。怎么偏偏就不给我们挂一张反暴力的海报？”
也许最让人吃惊的是，参与布罗菲夫妇研究的员工建议：“作为一种安全措施，他们应该有权将自己的姓氏从胸牌上去掉，费用由雇主承担。”这样就可以避免如下场景的发生：一名访客对一名女员工说，“很高兴认识你，（她的名字。）你知道，你不应该把你的姓氏挂在胸牌上，因为我只要搜一下就能知道你是谁，家住哪里。”
女性一直在工作。她们的工作无偿或者薪水微薄，她们不被赏识、默默无闻，但她们始终在工作。然而当代职场并不适合女性。从方位，到工作时间，再到监管标准，都是围绕着男人的生活而设计的，现在已经不再适用。职场需要大规模的重新设计——它的规章制度、它的设备、它的文化——这种重新设计必须以女性身体和女性生活的数据为主导。我们必须开始认识到，女性所做的工作并不是一种锦上添花、可有可无的消遣：女性的工作，无论有偿还是无偿，都是我们社会和经济的支柱。现在是我们重视它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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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零小时合同（zero-hour contract），指雇主雇用员工，却不保证为其安排工作的合同。
②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建立的国际性生命科学和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