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流成河。
第二，就转型成果而言，与历史相比，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呈现出相当程度的“民主沉淀”现象。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第一波、第二波民主化浪潮退潮之后，真正留下来的民主成果很有限，许多重大的转型成果都很快崩塌，并且在这个崩塌的过程中引起国际秩序地震式的变化。但是，第三波民主衰退虽然存在，它留下来的成果也更多更稳定。用更简单的话来说，它的“夭折率”更低。并且，那些夭折的新兴民主也并不像当年大革命后的法国或者魏玛崩溃后的德国那样，构成对国际秩序的根本性冲击。
上次课我说到过，在当代的转型国家中，有2/5左右经历过民主崩溃，这说明当代的民主转型绝对不是一帆风顺，但同时它也意味着，3/5的国家并没有经历民主崩溃。即使是那2/5经历民主崩溃的国家，不少也重新民主化。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如此之多的国家在如此短的时期内，走向民主的沉淀，这是非同寻常的。
一个有趣的标志是，政变现象在世界各地的急剧减少。大家可以看看上图（图2-2），这是两个比较政治学者制作的一个图，展示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球政变数量的变化。灰色的柱形是不成功的政变，黑色的柱形是成功的政变，大家可以看出来，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全球政变数量，无论是成功的还是未遂的，都在显著下降，直到今天，政变已经是非常罕见的现象了。这说明什么？说明越来越多的权力角逐者是在放弃“武装夺权”的观念，转向了政治的战场。
图2-2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球政变数量变化图
（图片来源：Adam Taylor, “Map: The world of coups since 1950s,” The Washington Post, Jul. 22, 2016）
阿根廷是这种变化的一个典型。历史上，它的民主转型不断被政变打断，从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阿根廷曾发生过七次政变，平均每七年左右就发生一次政变，但是1983年最近一次民主化以来，近40年再也没有发生过政变。当然，阿根廷至今也充满了政治斗争和冲突，但是，确实没有发生政变了，这和它自己的历史形成鲜明对比。这是值得深思的现象。还有韩国，从1948年建立第一共和国开始，韩国政治就进入了过山车模式，在民主、威权之间不断摇摆、动荡，第一共和国、第二共和国、第三共和国……40年里，一口气建立过六个共和国，但是，1988年这次转型之后，尽管韩国政治也是风波不断，但是它的政体形式却沉淀了下来。
阿根廷、韩国的情况并非例外。相当一批拉美、东亚、中东欧国家或地区，在过去40多年里走向了民主稳固。连撒哈拉以南非洲也趋势类似。有研究显示，20世纪60年代，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大约一半权力更替是通过政变发生的，到90年代降到四分之一，到21世纪则进一步下降到13%。对于我们比较政治学者来说，不但“发生了什么”值得研究，“没有发生什么”也值得研究，甚至有时候，“没有发生”的事情比“发生”的事情更重要。
民主韧性的第三个表现，或许可以被称为“民主反弹现象”。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尽管不少国家存在着民主崩溃现象，但是它们中很多在民主崩溃后重新民主化。这也是历史上少见的。历史上，一旦民主崩溃发生，篡权者往往是赖在台上不走，就算其中的相对开明者最终决定还政于民，也往往是磨磨蹭蹭、拖泥带水，比如智利的皮诺切特，1973年发动政变，到1989年才还政于民，中间是16年；巴西1964年发生政变，到1985年才回归民主，中间是21年。
但是在新的民主化浪潮中，越来越多的民主崩溃都指向较为快速的民主反弹。比如马里2012年政变，2013年民主回归；洪都拉斯2009年政变，当年就重新组织选举。用学者伯米欧（Nancy Bermeo）的话来说，在21世纪，连政变都常常成了所谓“约定式政变”，也就是一边政变一边承诺将重新引入民主选举，显示了政治合法性观念的转变。
因为上述三个现象的存在，“民主衰退”这个说法也受到一些学者的异议。有学者指出，从民主政体的数量而言，21世纪以来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这一点，无论用哪个政体评估数据库来衡量，结论类似。民主政体数量的变化曲线，只是从一条显著上升的曲线，变成了一条比较平的线，但是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下滑趋势。还有学者认为，一些人之所以认为出现了显著的民主衰退，是因为他们之前把一些根本没有民主化、只进行了一些“民主化妆术”的国家当作了民主化国家，甚至有时候直接把威权崩溃当作了民主转型——这就像一个人穿上了高跟鞋，我们就说他长高了，当他脱去高跟鞋，我们又说他变矮了，而事实是，他从来没有真正地长高过，又谈何“身高倒退”？根据这类学者的观点，对于描述当代的转型状态，比民主衰退更合适的说法，可能是“民主拉锯”——转型从扩张期进入了平台期，从吸收期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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