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消化期。
民主韧性从何而来？
一个显然的问题是，为什么当代民主会展示出这种韧性？历史上的民主化成果往往很快被倾覆，那么当代的民主化过程为什么“水花”更小、更具有顽强的沉淀性和反弹力？
原因当然很多。经济发展是一个原因。当代的经济水平和历史相比当然不可同日而语，当一个社会僧多粥少的时候，权力格局的变动显然更可能引发巨大的动荡，十个人分一碗粥，很容易你死我活，但是如果经济发展了，十个人分五碗粥、六碗粥、八碗粥，大家就更容易心平气和了。国际格局是另一个原因。我们之前讨论过，“二战”后尤其是冷战后，全球进入了一个自由主义处于优势地位的时代，而这个罕见的国际格局对于第三波转型浪潮也是一个根本性的因素。除此之外，还有技术发展的原因。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兴起，大大降低了社会动员的成本，以前你用鸡毛信闹革命，信还没送到，人可能就先被杀了，现在你发个twitter、发个facebook，可能立刻万众响应。
所以，在当代，有各种经济的、国际秩序的、技术发展的原因在支撑民主的韧性。但是今天，我想格外强调一个因素——观念的因素。一定的制度能够得以存活，往往需要一定的观念去支撑。当代世界民主的制度韧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代世界各国人民在观念上更认同民主。
在2014年的世界观念调查当中，有一个问题是：“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对你来说有多重要？”答案从1到10分布，数值越大就意味着越重要，如果我们把分布在7—10的回答归纳为“很重要”，那么美国人回答“很重要”的比例是78%，德国是88%，阿根廷是85%，土耳其是88%，伊拉克有77%，连卢旺达都有73%，其他国家也大同小异。所以，非常清晰的是，在当代几乎所有国家，而不仅仅是发达国家，大多数人都认为民主是一种很重要的价值。
可能有朋友会说，各个国家的民众都认同民主，但是大家对民主的理解不一样，土耳其人、伊拉克人、卢旺达人想要的民主，未必是英国人、德国人或者美国人想要的民主，不是选举民主、竞争民主、程序民主，而更可能是绩效民主，是政府解决民众就业、是安全、是水电供应。这种说法虽然有一定道理，但缺乏实证依据，因为观念调查显示，世界各地的绝大多数民众并没有把“程序性民主”和“绩效性民主”对立起来，他们这两种东西都想要，并不是说想要这个就不想要那个。
事实上，如果一定要做个比较，大部分新兴民主国家的民众，对民主的理解更多的是程序性的，而不是绩效性的。在世界观念调查2010—2014年的问卷中，也就是最新一轮公布的问卷中，有一组问题的设计恰恰用来检测人们对民主的理解，这组问题是这样的：“很多事物都是令人向往的，但不是所有这些事物都是民主的本质特征。针对下述事物，请告诉我你认为它对于民主来说有多重要。”然后问卷分别询问了人们对民主的不同理解，其中包括对民主的程序性理解，也包括对民主的绩效性理解。
时间关系，我不可能详述问卷的内容和答案分布，但是这个调查中反映出来的结论是，对于新兴民主国家，尽管民众对民主的“程序性理解”和“绩效性理解”都高度认可，但是在其中多数，民众认同“程序性理解”的比例仍然清晰而显著地高于“绩效性理解”。可以说，程序性民主观念，已经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独特观念，而是一种在诸多发展中国家也深入人心的大众观念。这其实也不难理解。绩效是绩效，程序是程序，二者未必是一码事，就像我们会把文景之治或者贞观之治称为开明皇权时代，但不会说它们是民主时代。
所以，第三波转型浪潮的动力来自哪儿？归根结底，来自观念的变迁。过去两三百年，启蒙运动所创造的“主权在民”观念，像一匹巨大的马，把世界从走了几千年的既有道路上拽出来，往另一个方向拉去。起先可能举步维艰，因为任何新制度的启动都非常艰难，所以第一波、第二波民主化都更加缓慢、更加颠簸，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加速，随着观念传播的加速，尤其是随着早发民主国家的民主稳固，这匹马越跑越快，最终出现了壮观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
“人心之变”不但是理解制度变迁的一把钥匙，也是理解制度沉淀的入口。当政体缺乏观念的支撑，它就像是空中楼阁，很容易倒塌。比如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哪有什么支撑民主运行的文化土壤？上面或许有孙中山、宋教仁在为民主而斗争，下面却是赵太爷和阿Q们的等级世界，因此辛亥革命脱轨成军阀混战一点都不奇怪。但是，当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它往往为民主的存活提供源源不断的养分。甚至，哪怕在经济水平、国际秩序或者技术变迁都存在着不足时，它也可能作为一个代偿性的力量在支撑民主的运转。1789年美国建立第一个现代“准民主政体”时，经济水平可能还不如今天的肯尼亚；印度在1947年建立民主政体时，哪有什么中产阶级？但是，在某些情境下，观念的“顽固”可以弥补经济社会条件的“赤字”，进而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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