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副总统 阿尔·戈尔
作为一名民选的官员，为《寂静的春天》作序令我感到十分卑微，因为蕾切尔·卡逊的著作是一座丰碑，它证明了思想的力量比政治家的力量更加强大。1962年，《寂静的春天》刚出版的时候，公共政策里还从没出现过“环境”这样的词汇。在一些城市，尤其是洛杉矶，烟雾问题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尽管更多的是因为烟雾的出现，而不是对公众健康的威胁。1960年，民主党和共和党大会上提到了资源保护（环保主义的前身），但只是在国家公园和自然资源的文本中顺便提及。除了一些很难见到的科学期刊上的零星刊登，几乎没人讨论DDT以及其他杀虫剂和化学品日渐严重、不易察觉的危害。《寂静的春天》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呐喊，用深切的感受、全面的研究和雄辩的论点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如果没有这部著作，环境运动也许会被延迟很长时间，甚至现在都还没有开始。
本书作者曾是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的一名海洋生物学家。不出意料，从环境污染中获利的人纷纷抵制作者和她的书。一些大型的化工公司企图阻止《寂静的春天》出版。《纽约客》上摘录了此书的片段后，马上有人指责卡逊是歇斯底里的、极端的女人。直到今天，问起那些从环境现状谋利的人们，仍会听到各种谩骂（1992年我竞选的时候，被人们叫作“臭氧人”，这可能不是一种赞美，但我却感到非常光荣。我意识到，提出这些问题会不可避免地激起猛烈的或是愚蠢的反应）。当这本书广为人知的时候，反对作者的力量变得更加可怕。
蕾切尔·卡逊受到的攻击与《物种起源》出版后查尔斯·达尔文的遭遇一样。此外，由于卡逊是一名女性，很多非议直接指向她的性别。他们称她是歇斯底里的女人。《时代》杂志指责她“煽情”。她的科学声誉也受到攻击：反对者资助各种宣传，企图否定她的研究。这些攻势凶猛、有充足财力支持的负面宣传不是针对一个政治候选人，而是针对一本书和它的作者。
在这场战争中，卡逊体现出两种决定性力量：对真理的尊重和对个人事业的执着。她反复检查了《寂静的春天》里的每一段话。而且过去几年的状况已经证明，她的警告是很谨慎的。她具有非凡的勇气和远见卓识，决心撼动一项根深蒂固、有利可图的产业。在写作《寂静的春天》的时候，她忍受着乳房切除的痛苦，并接受着放射疗法。书出版两年后，乳腺癌夺走了她的生命。讽刺的是，新的研究有力地证明了这种疾病与接触有毒化学品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讲，卡逊是在为自己的生命写作。
她的写作对科学革命早期形成的陈腐观念提出了挑战。人类（当然这里指的是男人）是万物的中心与主宰，科学史就是人类的统治史，最终达到一个近乎绝对的状态。当一名妇女对这种正统观念提出挑战时，著名的卫道士罗伯特·怀特·史蒂文斯的回应在今天看来不仅傲慢，而且像地球扁平理论一样奇怪。他说：“争论的焦点在于，卡逊女士认为人类的生存取决于自然的平衡，而现代社会的化学家、生物学家和科学家坚信人类正逐渐控制了自然。”
以今天的眼光看，那种荒谬的世界观正表明蕾切尔·卡逊的观点多么具有革命性。大公司的攻击不难预料，但美国医学会竟然也站在化工公司的一边。发现DDT杀虫特性的人还获得了诺贝尔奖。
但是，《寂静的春天》不可能被扼杀。虽然它提出的问题不能马上解决，但是著作本身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支持。卡逊之前的两部畅销作品《我们周围的海洋》和《海洋的边缘》不仅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论点，还为她赢得了经济的独立和公众的信任。《寂静的春天》出版后的10年是一段活跃的年代，美国人乐于接受书本中传递的信息。在某种意义上，卡逊是这场运动的开始。
最终，政府和公共部门也参与进来——不仅是看过书的人们，还有看到报纸和电视节目的民众。《寂静的春天》销售量超过50万本后，CBS为它制作了一个长达一小时的节目，尽管两家主要的赞助公司取消了赞助，他们还是坚持播出节目。肯尼迪总统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讨论了这本书，并指定一个专门的调查小组调查书中提出的观点。调查小组的报告书控诉了化学品公司和政府无动于衷的态度，并证实了卡逊关于杀虫剂潜在危害的警告。不久之后，国会开始举行听证会，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成立。
《寂静的春天》播下了新行动主义的种子，并且已经蓄积成为空前强大的力量。1964年春天，蕾切尔·卡逊去世后，一切都清楚了，她的声音永远不会沉寂。她唤醒的不只是我们的国家，而是整个世界。《寂静的春天》的出版标志着现代环保运动的开始。
《寂静的春天》对我个人有着深刻的影响。我的母亲坚持让我们阅读这本书，并在餐桌上讨论。姐姐和我从来不喜欢在餐桌上讨论书本，但我们关于《寂静的春天》的讨论却非常愉快，至今记忆犹新。蕾切尔·卡逊的确是我关注环境、投身环保事业的原因之一。她的榜样激励我写下《濒临失衡的地球》。我的书自然也是在米夫林出版公司出版的，因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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